项飙：对于抗疫政策的不同观点 让一些人的友谊和亲情破裂

“通过我个人在德国的生活体验，公共讨论中的多样性其实能有效降低恐惧和焦虑。”

在北京时间4月24日-25日由哥伦比亚大学举办、凤凰网《与世界对话》作为独家全面传播合作伙伴的首届哥伦比亚中国论坛（CCF）上，牛津大学教授项飙从人类学家的视角对新冠疫情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解读。他认为，新冠疫情本该是人类的敌人，但现在人们之间的鸿沟却越来越大。各国面对新冠疫情的表现各有不同，但是新冠病毒给社会基层的互助基础，还有个人带来的心理压力的影响，在不同社会中有着不同的表现。

▎主持人杨国斌教授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和社会学系Grace Lee Boggs传播学和社会学讲座教授。他于2022年2月出版了《武汉封城》一书。

以下为论坛实录。

主持人：项教授，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了2年多，您能否先来谈谈它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人类学家会如何处理这些非常棘手的问题？

项飙： 新冠疫情对中国和世界有什么影响？诚然，在经济、政治和健康方面上都有影响。这些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也已被广为讨论。但身为一个人类学家，我认为新冠疫情在意义层面上也在影响中国和全世界。

比如，我们能够看到，近年来没有见到这么大范围出现的恐惧。恐惧分很多种，有一种是潜在的恐惧（fear），有一种是马上临近的巨大的恐惧（panic）。 潜在的恐惧会导致人际关系出现变化，人可能会变得非常服从。而马上临近的巨大的恐惧可能又有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可能会导致非常直观的叛逆行为。

因为我研究人口迁徙问题，两年前我研究的第一件事就是恐惧逃离（panic flight）。当要进行封城，你可以看到流动性大幅增加，哪怕封城是为了阻止流动，但实际上却事与愿违。人们为什么要逃离？就是因为他们都吓坏了，只得逃离可能将被封锁的城市。

所以这些关系，这种潜在的恐惧和马上临近的巨大恐惧，加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深切感受，造成了人们强烈的怀疑心理。 不仅是个体之间的怀疑，还有城市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的怀疑。在中国有所谓的“硬核”防疫政策，通过封锁所有的高速公路或修建墙来保护自己，禁止任何乘客通过他们划定的区域。但是新冠疫情也加深了国家之间的相互猜疑。

这就是我认为人类学家会感兴趣的话题。这也引发了有关社会修复问题的思考。我想说的是，我们还是得活下去。我们都不知道新冠病毒是否会在某一时刻终结，我们所知道的是，人类会继续在这个星球上生存可能至少100年。希望我们未来能解决气候变化等问题，然后去修复这些社会裂痕，解决这些社会冲突。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我们在中国社会观察到一个现象，我相信在美国社会也是如此，那就是公众意见的分歧空前扩大。 许多人彼此间的友谊因疫情受挫甚至破裂，有时连亲情也破裂了，就因为人们对疫情本身，主要是对公共抗疫政策，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理解。

新冠病毒本该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使人们之间的鸿沟进一步扩大。 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研究去弄清楚其中的原因。以上就是我的一些想法。

主持人： 刚才您谈到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您讲到疫情对于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有非常大的冲击，疫情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焦虑、情绪压力，所以现在心理咨询的需求非常大。那么我想要问一个比较性的问题，您觉得这种心理的压力，或者是创伤，或者是任何类型的压力，就是情感上的反应，在各个社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项飙： 我觉得如果不理解动员能力和社会大规模动员能力，可能就没办法理解中国政府的行为。在动员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不仅仅是官僚系统本身，基层架构也很重要。

早期我主要观察的是中国和印度的不同。在2020年的4月份，印度出现大规模且相当混乱的农民工返乡潮。同时因为印度已经进行全国性封锁，所以没有交通工具，很多人只能步行回家，中途有人死亡或者病倒。为什么印度的封锁引发出非常混乱的局面？是因为它的基层没有组织架构能够把人给管得住，不能达到让人有地方待，没能保证人们的基本的需求等。当时印度的状况跟武汉相比，这一点体现的非常明显。

从情感角度讲，我觉得中国也好，亚洲也好，有一点是值得关注的。事实上，害怕、恐惧是非常重要的动员基础和管理基础，跟欧洲确实不一样。在中国，这种害怕好像是单根筋的害怕，它没有一个平衡点，不会说有另外一种考虑，把害怕控制在可以把握的一定范围里面。

比方说我现在是在德国，德国一直有对各种措施的抗议，甚至有极端的例子，像打砸测试中心，当然这个是不可取的。但是它的多样性反而会使人觉得这个事情是值得害怕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对整个问题的认知会比较平衡。

在疫情刚出现的时候，英国政府直接提出要群体免疫，后来证明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它至少提供了一种视角。通过我个人在德国的生活体验，公共讨论中的多样性其实能有效降低恐惧和焦虑，但在中国，恐惧没得商量。

现在的上海，互助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存基础。但还是有很多人抱怨说，“我都不知道究竟谁是阳性”，“我这个楼里为什么不赶快把阳性病人运走”，这是他们对政府很重要的抱怨，互相之间会产生恐惧和猜忌。显然他们会非常愿意听从比较严格的或者说过度严格的抗疫措施，但同时它也成为了化解基层互助的力量。

最后一点，这不完全是中国特色。比方说日本，在表面上看它的抗疫是比较成功的。但是通过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我了解到其实在日本，个体承受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日本人怕的不是病毒本身，他们最怕的是，如果得了病毒，如果是公司里面第一个得病毒的，他们就是良心上的罪人。我的亲戚去年从上海回日本的时候，他每次回去都要跟他原来的同学见面，每年都要见面。他那些日本好友非常委婉地说，你从中国来当然没有问题，我们也觉得不可怕。但是我的丈夫他要去上班，绝对不可以被感染，因为一旦他被感染，他不怕造成工作上的问题，而是怕承受不了道德上的压力。在日本，甚至出现幼儿园的园长和小学的校长，让医护人员的孩子不要来上学的这种极端情况。为什么？园长校长说我要对其他的孩子负责，他使用的是“负责”这样的词语。

所以日本是通过民间自我控制、互相猜疑、然后集体恐惧这种方式来达成高效防疫。我觉得这种方式在短期内可能会较为有效地进行动员，但是在长期对社会激励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

主持人：谢谢。您每次的回答都提出来了非常深刻的新问题。所以我想再问一下，您刚才说的，我认为是提出了一个关于生死观疾病观的问题。各个社会由于历史文化的不同，对于生老病死会有不同的哲学观。如果我们从长远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来看，您觉得这次新冠疫情对人们的生死观疾病观会有怎样的改变或者是大的影响？

项飙： 生死观的问题，我觉得在文化意义上不会出现太大的改变。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和刚才我提到的日本的例子，它主要不是生死观问题，而是人和人关系的问题。比方说，日本的责任，是以单位为单位的集体责任，因为它考虑的是责任观，而不是生死疾病观。在中国它也不是简单的生死观，因为中国的历史曾经那么艰难，上百年来，大家对于死亡和疾病并非不清楚怎么回事，但人们现在对这么一个小的疾病会产生无限的恐惧。

我个人的理解是，它跟现在整个的社会关系和治理方式是有联系的。现在的问题是：在生命过程当中很难寻求到其他的意义，人们追求的都是房子越来越大，物质条件要越来越好。平常你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应付一下。碰上内卷，我抱怨一下，也继续内卷。但是人有底线，比如生命绝对不可以被牺牲。这是个体和国家之间形成的无限责任的一项道德合约。平常让做什么可以应付一下，但如果生命出现问题的话，我跟你没完。其实政府也被困在了很难的处境。所以我觉得它不是生死观的问题，而是整个的人生意义，整体的公共性应该怎样去塑造，以及政府和个人间相互的权力关系，自由边界到底在哪里，是这一系列的问题。我非常希望在疫情之后，在这些方面上会出现一些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