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 当代打工人的痛

“工作和生活，是没有清晰明确的界限的。”

撰文 | 林杨攀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1886年的5月1日，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全美国的工人和工会在芝加哥、纽约、波士顿等地发起了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各种肤色、工种的工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对超负荷的工作发起了严正的抗议。

这是五一劳动节的起源。136年后的今天，八小时工作制早已写入了大多数国家的律法，但过度劳动的现象仍然是一种常态，被默认允许甚至鼓励，超负荷运转乃至倒下的案例屡见不鲜。

今年的2月4日，B站审核员“暮色木心”脑出血猝死，年仅25岁。网传疑似过年期间加班过度而引发猝死，公司方面第一时间出来辟谣，“经内部考勤核查，在事发前一周内未存在加班情况。”

同月，字节跳动一名28岁的工程师在公司健身房锻炼时，突发不适，送往医院抢救41小时后，不幸离世，留下怀孕两个月的妻子和每个月两万多的房贷。

疲倦不堪的新闻工作者在统间式办公室里午休。（@视觉中国 图）

3月28日傍晚，完美世界前联席CEO廉洁因病去世，去世前一天才卸任CEO一职，生前曾自述日常“差不多到两三点才睡觉，早上七八点就起床”。

“过劳”，像是这个时代的一种弊病。不仅仅是中国，东亚国家中，日本和韩国的“过劳”现象也同样严重。

根据日本总务省的数据，2019年，日本每个月加班超过80小时的人数高达300万人，而每月加班超过100小时的人数多达170万人。

但从每年的平均劳动时间来看，韩国劳动者似乎比日本劳动者更为辛苦。根据经合组织（OECD）2020年披露的数据显示，韩国劳动者每年的平均劳动时间为1908小时，排组织成员第三位，远高于成员国平均的1687小时，日本的数据则在平均线之下。

2020年疫情期间，韩国更是接连发生多起快递员“过劳死”事件，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

在产生严重的后果前，人们总以为这类事件离自己很远。

“人们对‘过劳’的认知，存在生理上和认知上的滞后。”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适度劳动分会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杨河清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过劳死”只是“过劳”问题的极端表现，更多情况下，过度劳动对身体的损害是渐进缓慢的一个过程。

他用抽烟的例子类比了“过劳”的危害，“很多人知道‘过劳’会产生副作用，但那是未来的事，眼前职位、收入的诱惑力远大于人们对健康受损的恐惧。”

“过劳死”，

一种医学上并不存在的死因。

2007年，一次出差的飞机上，杨河清觉得无事可做，翻开飞机上提供的《环球时报》，“中国每年有60万人过劳死”的标题映入眼帘。

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劳动经济的学者，杨河清对过度劳动的话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立马组织自己的研究团队对此展开了调研，这一数据很快被证伪。这是一个翻译上的“乌龙”，原文是“中国每年大约有60万人发生猝死”。

客服员工边用餐边接单。（IC photo 图）

但与此同时，他发现了国内对于过度劳动领域研究的匮乏，“只有十人左右曾经发表过相关方向的文章，这让我非常吃惊”。

面对这一领域研究的大片空白，杨河清意识到，光凭自己以及团队中的博士、硕士们，想要揭示过度劳动的问题还是太难了，需要有更多领域学者们的参与。这也是他发起适度劳动研究会的一个起因——想要面向全国，让更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参与进来，开展交流合作。

今年已经是适度劳动研究会成立的第10个年头，会员从最初的30人发展到了200余人，但在杨河清看来，这还远远不够，相较于中国现阶段存在的严重“过劳”现象，国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起步阶段。

“这个研究领域的交叉性非常明显，但我国的研究现状是大多基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视角，而医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相对欠缺。”杨河清认为，医学方面的研究进展尤为重要，尤其是法医学对于“过劳死”的认定。

目前，即便是研究“过劳”问题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日本，也难以从法医学的层面给出“过劳死”的认定。

“过劳死”一词，最早就来源于日语。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日本圣德大学教授上畑铁之丞首次提出了“过劳死”的概念，并在他之后的著作中，将“过劳死”界定为社会医学用语，用以形容由于超负荷的劳动，进而诱发的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急性发作而导致死亡的状态。

世界上第一例“过劳死”的案例报道于1969年，日本的一名报纸发行员长时间加班，“过劳”至死，年仅29岁。

日本东京，一名喝醉酒的职员在车站内睡着了。（IC photo 图）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过劳死”事发案件逐年增多，当时也正处于日本经济繁荣发展时期，员工长时间劳动的现象愈演愈烈，“过劳”问题引起了日本社会各个层面的关注。但直到1987年，日本劳动省才修订了《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法》，将“过劳死”纳入到劳动者灾害认定的范围内，其认定标准也在不断地修订。

尽管研究“过劳”问题起步如此之早，日本目前也无法从法医学层面来认定“过劳死”。换句话说，“过劳死”是一种医学上目前并不存在的死因，在排除其他明显诱因后，“过劳”才能作为一种诱因被最终认定。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10年出台的最新版认定基准，“发病前1个月加班超过大约100个小时，或者发病前2-6个月平均每月加班大约超过80小时”，便可认定发病跟工作的关联性更强，并进一步将“过劳”自杀以及“过劳”导致的精神障碍也纳入到职业病范畴中来。

“我们在跟日本教授交流时，他们认为真正被认定的案例，也只是‘过劳死’发生的冰山一角。”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讲师王欣说，她从硕士阶段便开始关注“过劳”问题，至今已10年有余，是适度劳动研究会的副秘书长。

“在日本被认定为‘过劳死’，必须拿出足够的证据。但很多员工都是在自己的出租屋或者酒店加班，缺乏在工作场所上下班打卡记录，这样一来，就导致很多工作时间没有被计算在内，从而无法满足认定的条件。”

诉诸法律的唯一可能性：

工伤认定

在中国，对于“过劳死”的认定更是无从谈起。

因为中国目前不论是在医学层面，还是法律层面，都根本没有“过劳死”的认定体系。司法层面，“过劳死”诉诸法律的唯一可能性在于工伤认定，认定条件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 亡”。

北京，周五晚高峰，西二旗地铁站迎来客流高峰。（@视觉中国 图）

工作时间、工作岗位、48小时，多重限制使得最后能被法律认定并且给予补偿的案例，寥寥无几。

以字节跳动28岁工程师猝死的案例来看，在公司配套的健身房猝死，是否能被认定为发生在工作场所？这还有待商榷，有观点认为这可以算作工作场所的拓展。另外，事件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内，当事人运动完是否还要回去工作，这些我们都无从得知。

王欣最近着手整理了182例跟过度劳动相关的猝死案例，其中91例来自媒体报道，91例来自裁判文书网的诉讼文书。

对这些资料进行关键词整理后，王欣发现，真正在工作场所发生猝死的人员比例并不高，更多的猝死案例是发生于非工作场所，比如家中、上下班途中、宿舍和出租屋等地，概率占比高达65%，这就使得这些案例在法律上能够诉诸工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也有不少人对48小时的抢救时间限制提出质疑，“为什么是48小时，如果多抢救了一个小时，难道就从工伤变成不是工伤了吗？”在抢救的生死时速里，难道会有家属出于司法裁判的考量，而在48小时限制到来之时，放弃抢救吗？

“偶尔治愈”曾报道过一位44岁保安猝死的案例。保安王永（化名）在连续30天每天工作12小时后，夜里头疼发作，送到医院被诊断为脑出血，两次手术后抢救无效死亡，这时距离他被送到医院已经过了55个小时。

因为不符合“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条件，当地人社局对王永的案例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在王永妻子罗秀芳（化名）的多方奔走下，这一决定最终以“脑死亡”的认定为突破口被驳回，罗秀芳得以胜诉。但并非所有的法院都会认可“脑死亡”的说法，因为以48小时内脑死亡作为判断死亡的标准，并没有法律依据。

更多的案例，因为没有办法满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48小时的多重条件，从而被卡在了认定的标准线之外，成了“水面下的冰山”。

大于400g的心脏

2019年，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会在东北师大开会期间，南方医科大学的法医学主任李冬日的汇报发言引起了轰动。

他以小白鼠为实验对象，研究过度劳动——对小白鼠来说，也就是过度活动——会造成何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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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小白鼠分成3个实验对照组，第一组小白鼠正常活动，第二组小白鼠扔到水池中，游一阵再捞上来休息一会儿，接着丢入水池继续运动，第三组小白鼠则是在水池中一直游到死亡。

最后对这三组小白鼠进行解剖，发现第二组游完能够得到休息的小白鼠，解剖得到的心脏和第一组正常运动的小白鼠心脏差不多大，但第三组力竭性游泳后死亡的小白鼠，解剖得到的心脏明显大于前面两个对照组。

从实验结果来看，小白鼠过度活动造成的结果显而易见，但这只是动物实验的结果，想要以此来类推人类过度劳动的后果，下结论为时尚早。

2019年，《法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过劳死的概念、现状及法医病理学思考》的文章，李冬日就是作者之一，文章中指出，“人类的‘过劳’相关影响因素很多，其中精神因素最为重要，通过动物模型很难体现。”

此外，还有法医学上的解剖发现，跟“过劳”相关的猝死案例，不管身高体重，心脏重量都大于400g，而正常人的心脏通常在400g以内。但这一数据尚缺乏足够的研究样本支持，医学方面需要更为严谨的认证与考量。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长期的过度疲劳，尤其是长期的严重“过劳”，会导致人体免疫力的急剧下降。“过劳”本身可能就会引起人体的各种疾病，诸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抑郁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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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发布一篇报告，研究了工作时长和中风、心脏病发病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与每周35-40小时的正常工作时长相比，每周工作超过55小时的人，患中风以及缺血性心脏病的概率大大提高。而每周55小时的数字，远低于996工作制下的每周工作72小时。

国内研究过度劳动相关问题的学者始终密切关注着医学方面的动向，正如王欣所说，“医学上的认定才能推动立法的进展，所以‘过劳死’的医学认定标准什么时候能出台，其实是至关重要的。”

反对“过劳”不等于躺平

在王欣整理的182个“过劳”相关猝死案例中，剔除没有提到年龄以及年龄模糊的案例，统计得到平均年龄为39岁，“其实还很年轻，其中最年轻的案例是一个20岁的规培医生。”

在这182个案例中，有104例都直接提到了“长期加班”的字眼，更有一例一线制造业工人，一个月的加班时间长达150小时。

医护行业、制造业、教育行业，是猝死案例中占比最大的三个行业，其中，教育行业中猝死的案例基本上是高校教师。

“现在高校教师也面临着非升即走的压力，因此虽然有着寒暑假，平时给学生上课的时间看起来不多，但有很多时间都要用来做课题、备课。”王欣自己作为高校教师，对此深有体会，“工作和生活，是没有清晰明确的界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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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过劳”，并不意味着支持躺平。

杨河清在将研究会的名字确定为“适度劳动研究会”时，就考虑到了这一层含义。与适度劳动相对应的是劳动不足和过度劳动，但现阶段下，过度劳动的危害更大、更亟待解决，因此很多研究都集中在“过劳”领域。

“我们是高度赞赏和支持努力的，同时反对常态化的、严重的‘过劳’。”杨河清认同东亚文化中所倡导的奋斗和努力的理念，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是一个赶超型国家的特殊国情，“尤其是年轻人，没必要过早地躺平。轻度“过劳”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同时能够通过休息得到恢复。”

王欣认同这一理念，并做出了更为诗意的表达：“如果把人生比作抛物线，到达一个巅峰后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一定存在见顶后回落的过程。我个人觉得，人生更像是一种登山运动，不管是职业生涯，还是整个生活轨迹，每一步迈得很小但很坚实，向上向善，它应该是一个细水长流、循序渐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