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低生育水平成新常态，不必过度忧虑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木元 周佳佳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自然增长率为1.45‰，创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引发各界热议关注。如何看待我国当前人口低生育水平？人口红利是否会消失？适龄夫妇“不想生、不敢生”的问题如何解决？对此，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培安。

记者：近日《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的人口数据引发热议，如何看待我国当前人口低生育水平？

王培安：当前，我国生育水平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主要是因为育龄妇女规模逐步减少，社会生育观念总体转变，受到婚嫁、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约束，加之公共服务配套不足、生育力保护不够等，群众“不愿生、不敢生、生不出、生不好”的问题突出。短期又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进一步拉低生育水平。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疫情控制快速有效，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恢复，疫情对生育水平的短期影响将得到改善。

对低生育水平这个新常态，我们应当客观看待，避免过度忧虑。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最新报告显示，低生育率已成为全球性现象。我国总和生育率自20世纪90年代降至更替水平后，30年来持续下降，目前处于较低水平。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符合全球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此，我们不必恐慌，要积极应对，综合施策，同向发力，切实解决群众后顾之忧，释放生育潜能，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记者：我国人口红利消失了吗？人口形势的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王培安：据测算，“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低于50，依然处于人口红利期。预计在2035年前我国总人口都将保持在14亿以上，是全球超大规模最具潜力的市场。未来三五十年，我国劳动力资源总量仍然比较充裕，人力资源基础雄厚。我国并不缺劳动力数量，缺的是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力。要优化就业结构、改善公共服务，进一步挖掘和释放人力资源的潜力，形成“人脑红利”“人才红利”“健康红利”，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人口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人口多了不好，但也不是越少越好。如果生育率太低，规模降得太快，年轻人口缺乏，老龄化问题就会很突出，削弱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加重经济社会的负担。因此，要切实把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落到实处，大力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高出生人口数量，改善人口年龄结构，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记者：近期北京、上海、浙江、辽宁等多地密集调整生育假，普遍延长了育儿假，延长育儿假能否有效缓解“不想生、不敢生”问题？

王培安：近期多个省份普遍延长产假、陪产假，设立育儿假，这些政策举措对于促进工作家庭平衡、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要考虑到多数省份在2016年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增加生育奖励假的基础上再次延长假期，可能会增加生育保险基金的压力。因此，在制定产假奖励政策时要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险等政策措施，建立个人、企业、政府合理分担机制，强调父母共享假期、共担责任的原则，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降低女性因生育中断职业的风险。

构建生育支持的政策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完善落实生育休假制度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要解决群众“不愿生、不敢生、生不出、生不好”的问题，还应从多个方面着手：一是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构建政府主导、以普惠微型托育机构为主体、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托育服务体系；二是研究制定有利于婚育的税收、住房、社会保障等支持政策，推动将生育支持融入所有经济社会政策；三是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支持女性平等就业和生育后重返工作岗位，探索建立工作家庭平衡机制，倡导创建“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四是建设新型婚育文化，发挥计生协等群团组织作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强化年轻一代的生育责任意识，培育发展支持生育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