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低生育水平成新常态,不必过度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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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低生育水平成新常态,不必过度忧虑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木元 周佳佳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自然增长率为1.45‰,创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引发各界热议关注。如何看待我国当前人口低生育水平?人口红利是否会消失?适龄夫妇“不想生、不敢生”的问题如何解决?对此,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培安。

记者:近日《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的人口数据引发热议,如何看待我国当前人口低生育水平?

王培安:当前,我国生育水平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主要是因为育龄妇女规模逐步减少,社会生育观念总体转变,受到婚嫁、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约束,加之公共服务配套不足、生育力保护不够等,群众“不愿生、不敢生、生不出、生不好”的问题突出。短期又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进一步拉低生育水平。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疫情控制快速有效,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恢复,疫情对生育水平的短期影响将得到改善。

对低生育水平这个新常态,我们应当客观看待,避免过度忧虑。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最新报告显示,低生育率已成为全球性现象。我国总和生育率自20世纪90年代降至更替水平后,30年来持续下降,目前处于较低水平。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符合全球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此,我们不必恐慌,要积极应对,综合施策,同向发力,切实解决群众后顾之忧,释放生育潜能,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记者:我国人口红利消失了吗?人口形势的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王培安:据测算,“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低于50,依然处于人口红利期。预计在2035年前我国总人口都将保持在14亿以上,是全球超大规模最具潜力的市场。未来三五十年,我国劳动力资源总量仍然比较充裕,人力资源基础雄厚。我国并不缺劳动力数量,缺的是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力。要优化就业结构、改善公共服务,进一步挖掘和释放人力资源的潜力,形成“人脑红利”“人才红利”“健康红利”,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人口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人口多了不好,但也不是越少越好。如果生育率太低,规模降得太快,年轻人口缺乏,老龄化问题就会很突出,削弱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加重经济社会的负担。因此,要切实把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落到实处,大力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高出生人口数量,改善人口年龄结构,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记者:近期北京、上海、浙江、辽宁等多地密集调整生育假,普遍延长了育儿假,延长育儿假能否有效缓解“不想生、不敢生”问题?

王培安:近期多个省份普遍延长产假、陪产假,设立育儿假,这些政策举措对于促进工作家庭平衡、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要考虑到多数省份在2016年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增加生育奖励假的基础上再次延长假期,可能会增加生育保险基金的压力。因此,在制定产假奖励政策时要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险等政策措施,建立个人、企业、政府合理分担机制,强调父母共享假期、共担责任的原则,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降低女性因生育中断职业的风险。

构建生育支持的政策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完善落实生育休假制度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要解决群众“不愿生、不敢生、生不出、生不好”的问题,还应从多个方面着手:一是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构建政府主导、以普惠微型托育机构为主体、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托育服务体系;二是研究制定有利于婚育的税收、住房、社会保障等支持政策,推动将生育支持融入所有经济社会政策;三是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支持女性平等就业和生育后重返工作岗位,探索建立工作家庭平衡机制,倡导创建“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四是建设新型婚育文化,发挥计生协等群团组织作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强化年轻一代的生育责任意识,培育发展支持生育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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