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追龙”任务 广州喊不出国际大都市目标

南方之行，邓小平在广州火车站和前来送行的广东省党政军领导合影。资料图片

广州市原市长黎子流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闫昆仑 摄

龙年早春，繁忙的京珠北、深汕高速路上，一股股返工的人流、车流向着广州以及与其腹背相裹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奔驰。

“在欧洲的公路上跑的多是私家小车，而在珠三角的公路上跑的多是集装箱车、货柜车、客运大巴。”黎子流说，这是一个地区蓬勃发展的特征。

今年刚好80岁的黎子流是广州人眼中的“卜佬市长”，他平民出身，在1990年广州最迷茫的局面中半路“杀”到。很多人并不看好，但他却在充满争议的6年任期内把广州改造得有声有色，奠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基础。

“广州的变化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一直在变化。”农历新年，老市长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认为，正是广州历届政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才有广州今天的光景。其中，邓小平1992年南方之行打破了当时广州观望、沉闷的局面，解开了广州人的思想束缚，广州从此有了质的飞跃。

●南方日报记者 谢苗枫 发自广州、顺德

◎邓小平1992年南方之行打破了当时广州观望、沉闷的局面，解开了广州人的思想束缚，广州从此有了质的飞跃。

◎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我看不单是一百年不变，应该一直走下去，走到共产主义。不变不是等于一成不变，而是沿着这条路走，不要再走回头路。”

◎广州修地铁、建外环和内环、整治珠江流域、旧城改造，直到整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架构等，都是在南方谈话之后发生的，没有南方谈话，没有思想解放，很多构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黎子流 1990年5月，黎子流被任命为广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1991年3月，当选为广州市市长；1996年8月，黎子流卸任广州市市长一职，1997年，不担任市委领导职务，1998年，正式退休。

局面沉闷

1990年的广州局面沉闷，举步维艰。这里更像是“玻璃罩苍蝇”，即前途光明，却看不清到底路在哪里?

1998年正式退休的黎子流当起了“猪倌”。接受记者采访前，他刚从广州赶往顺德龙江的农场忙活新年大计。

“现在我们从广州过来只要40分钟，20多年前我从江门到顺德都要走上8小时。”上世纪80年代末的光景，黎子流仍然历历在目。“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不坚持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广州每年举行春秋两次出口商品交易会，五大洲的客商都会来到广州。但是由于广州旧城街道狭窄，加上进出路口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出现“四肢发达，心肌梗塞”的局面。

“当时佛山几个县，珠江三角洲，包括中山、珠海、南海、顺德，大约在1988年的时候，准备用7年时间，实现经济总量超过广州。但广州呢？交易会在广州、五星级酒店在广州、南大门在广州，这是无人可比的，也正是这样让广州自以为老大，没有看到差距。”黎子流1990年5月从省特区办调到广州，先当市委副书记，之后人大常委会通过，成为代市长；到1991年3月，召开人代会被选为市长。从顺德、江门，再到特区办，黎子流虽有着“广州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广州”的开场白，但多年在珠三角摸着石头过河的“闯劲”却让他敏锐地“嗅”到广州当时的气候。

1990年的广州局面沉闷，举步维艰。“里面的工业找不到出路，外面的就说整个广东搞资本主义，当时明亏40多亿元，暗亏近100亿元，国企亏损面接近30％。”黎子流回忆，那时是治理整顿的后期，一方面是因为治理整顿而使许多工业品出不去；另一方面是关起门来自高自大、固步自封，“所以整个局面很困难”。

“我记得广佛高速公路是全省第一条开通的高速公路，我和广东一位副省长坐车走广佛，他说，怎么那么少车，都没有人走？”黎子流说，当时的感觉是：改革开放模模糊糊，治理整顿清清楚楚。比如查清外汇呀，外资的比例又是多少等等，什么都是管，许多东西就管死了。“有问题当然要解决，有什么解决什么（就好），但不是说什么都要恢复原状。”

大环境的恶化也影响到干部的心态。

1991年，广州市统计局的一份统计材料上，详细分析了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差距，广州财政收入的增长处于珠江三角洲8个城市的末位。广州市公务员的收入比珠江三角洲所有的县、比下面的区少30％至40％。广州机关干部4000多人，平均收入不够250元/月。

“有的干部下午5时才去市场买菜，希望有些菜卖不出去可以便宜点。”黎子流感慨，一个公务员也到了这样的程度，怎样调动积极性？！

一位作家形容，那时的广州就是一部老机器，连齿轮都生锈了，加油都启动不了。

而在初来报到的黎子流眼内，这里更像是“玻璃罩苍蝇”，即前途光明，却看不清到底路在哪里？

“小平1992年来南方之前，我们也想解放思想，但阻力重重。”黎子流说，治理整顿到什么时候，当时谁也不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还在无休止地讨论，把改革开放往后拉，广东先走了一步，但又后退了几步，当时就是这么一种状况。”

四个“法宝”

南方谈话留下了四个“法宝”。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任何个人、地区，反对改革开放，不支持改革开放，就是进入死胡同，根本没有前途可言。

“那是一个等待、观望、沉闷的局面。”尽管在1991年上半年已经率队考察珠三角、上海浦东、江苏、山东等地，并提出“广州需要再一次思想解放”，但黎子流的观点在常委会讨论时仍然只得“少部分人赞成，大部分人不同意”。

所幸，等待并不算漫长。

1992年1月29日下午5时40分，邓小平车队载着在广东考察了11天的老人，直接开到了广州火车站站台。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军区、广州警备区的主要负责人都聚集在站台上。

小平从中巴走下来，与送行的人们一一握手，打招呼，走到站台上早已准备好的合影席上坐定。咔嚓一声，一个珍贵的历史镜头定格在广州火车站。那些坐在一排、站在二排三排的南中国改革前行者，他们看着镜头，更看到了方向。

“我不在那里。”说起“缺席”小平1992年南方之行，黎子流多少有点遗憾，但却很坦然，“当时陪李鹏总理出了国，要跟意大利签署一个乙烯工程项目，关系到整个国家能源、化工工业的发展。”

尽管不在现场，但黎子流在国外已经风闻小平要到南方的消息，回来后在广东省委听到田纪云副总理的正式传达后，他整个绷着的神经终于松开，一直思考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20年过去，南方谈话给黎子流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四个法宝——

第一，发展是硬道理。“经济不发展，中国不发展，是不可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也不可能让人民富裕。”黎子流说，“说小平伟大，一是他扭转了乾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不是一般人有勇气讲的；二是在治理整顿出现相反局面，改革开放受到巨大压力的紧要关头，他又冒着风险出来重新鼓劲，把稳航向，拨开迷雾。经济建设不搞起来，没有出路，讲什么都假。”

第二，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这是一句很深刻的话”，从顺德改革开放闯出来的黎子流对此深有体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任何个人、地区，反对改革开放，不支持改革开放，就是进入死胡同，根本没有前途可言。”

第三，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也就是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起码得坚持一百年。”黎子流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不单是一百年不变，应该一直走下去，走到共产主义。不变不是等于一成不变，而是沿着这条路走，不要再走回头路。”

第四，始终强调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但稳定和协调是相对的，只要谨记党的优良传统三大作风，就应该放开手脚，解放思想。“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然而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不能丢。”黎子流顿了顿说，所有的一切都告诫我们要指向民生的改善。

“南方谈话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为整个中国重新燃起了改革开放的熊熊烈火，在万马齐喑中冲了出来。”黎子流感慨，“思想松绑了，大家敢干了，局面瞬间打开，然后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才有中国的今天。”

广州就是一个缩影。

1992年，广州像一锅烧开的水，又一次沸腾起来。一拨又一拨来自世界各地的富豪、投资家，带着他们的好奇、资金和实力，从白云国际机场、广九直通车站、洲头咀码头，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据广东省外事办的记录，仅上半年，前来拜访的外国政要、金融家、企业家就达300多批。

“更直观一点看”，黎子流掰了掰手指头，“1990年，整个广州的GDP才357亿元。南方谈话之后，广州的GDP在6年中平均每年十九点几的增长，很快就达到2600亿元。”

未竟改革

未竟改革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比如包括农业现代化建设在内的三农问题等，而最深层次还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

黎子流在1991年组织的“离开广州看广州”，几乎扫遍了广州所有处（局）级干部，被舆论和社会普遍认为是给广州干部界“洗脑”，有意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谋求突破。

由于当时还没有“南方谈话”，有的说是黎子流一来就否定广州，是“卜佬市长”（卜佬，广州方言，有讥讽外地乡下人之意）。

黎子流到广州的时候已经57岁，“年纪大，学历不高，多年都在农村基层打滚，广州是个大城市，怕自己不适应，当不好，耽误广州”，所以他比广州人更着急，更想把这个地方办好，也就是那时他顶着压力说出那句“黎经典”：“得就得，唔得就返顺德。”

想不到，对他超前想法议论不久，邓小平就来了，还带来了一个特别的春天。

“小平是在从蛇口前往珠海的船上给广东提出‘追龙’要求的。”黎子流说，当时省委书记谢非向邓小平汇报广东的基本情况和亚洲“四小龙”的几项主要指标和对比数字。小平听后就很坚毅地说：“广东是改革开放的龙头，要加快发展，力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

“这个任务没有提出来，我也想不到那个题目。”黎子流说的题目是指提出广州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

“这可不是一句口号。”黎子流说，根据小平的要求，他们特地请了社科院、外国友城的专家，考究了“四小龙”的数据，根据它们的发展水平来定广州的具体指标，“第一个要追的是南韩”，然后，在市委、市政府集体反复讨论，再拿到人大进行表决，400多名人大代表一致通过的。“最后提出‘向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挺进’的目标，是经过科学论证并且经过法定程序的。”

20年过去，这个“远见”显然是具有前瞻性，甚至有充分的可行性，但放在当时各方面条件都不太成熟的广州去落实，却需要很大的决心和思想的大解放。

提起黎子流干过的实事，上了年纪的老广有着很多段子，当中最深刻的是“地铁”，甚至有人喊他“黎拆楼”。

“这个‘花名’我知道，香港的报纸都写出来了。”黎子流笑了，“但有花名也得干啊，再不搞（地铁）起来，广州将来是要瘫痪的，还怎么做国际化大都市！”

事实上，广州建地铁喊了30多年，黎子流客观地承认“自己之前每届班子都做了大量工作，只是时机未到”。直到他接任，有了南方谈话的基础，掀起了再一次解放思想的旋风，这届班子认定“办法总比困难多”，才给广州地铁“开了个头”。

但万事开头难，一没有钱，二没有技术，三拆迁量大。“从1960年的5亿多元一路下来到1993年，预算为146亿元人民币”，项目1993年12月开工，1997年首段通车，最后花了126亿元。

很多人想不通整个GDP才300多亿元的广州哪里找这些钱，黎子流给记者揭开了谜底：除了国家减免部分进口设备税收外，广州出让54块地铁上盖，可以收入60亿港元（当时港币汇率很高）；为了还债，还策划了一个珠江新城，把土地从村民手上征过来，政府花了15个亿，我们预算6平方公里，10年内可以收入约300个亿。“总的地价就有360个亿，大家集体讨论过，搞好两期地铁，钱的来源就不成问题了。”

“修地铁只是一个例子。”黎子流回忆，建外环和内环、整治珠江流域、旧城改造，直到整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架构等，都是在南方谈话之后发生的，没有南方谈话，没有思想解放，很多构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国务院批准实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首次明确赋予广州“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和“国际大都市”的战略定位；新出炉的班子也提出今后5年广州市政府的工作总体要求是“推动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迈上新台阶”。

“20年前老人家的专列驶离广州，我没有赶上；但老人家留在广东的远见，我却有幸践行和见证。”退休快14年的黎子流对主政广州的6年光景仍然有遗憾，“一是广州的工业体系没有取得大突破；二是城市建设规划管理还跟不上；三是我最不满意的，我们机关干部的作风不断改革，却越改越多人，效率太低。”

“老人家的嘱托，我们今天其实还没有完成。”黎子流意味深长地说，未竟的改革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比如包括农业现代化建设在内的三农问题等，而最深层次还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当中的关键是健全民主、法制、用人，这6个字是民心所向，民众应该有权利选择罢免。但中国太大，这条路还很漫长，要逐步来，但这是必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