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式赎罪券：唐宋时期的佛教经济学

2018年11月01日 16:09:02
来源：冷炮历史

所谓“度牒”，就是僧人的出家凭证，相当于僧尼的专属身份证。至今仍然在宗教界内实行。自唐朝草创度牒制度以来，至今约有1300多年的历史。而度牒也经常作为商品或货币，流通于市场。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南北朝时的寺院经济繁荣

佛教在发源地印度和中亚等地都不存在度牒制度

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本身并没有度牒的说法。也没有诸如僧籍、寺籍一类的严格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地发展。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便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个缩影。

但对于帝王和任何统治者而言，这绝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事情。按照佛教从印度和中亚带入的传统，寺院和僧尼不必缴纳赋税，也不必服徭役。这么一来，就势必吸引广大百姓剃度出家，进而导致寺院和僧尼的数量急剧膨胀。

中世纪早期的西域佛像依然比较偏向印度和中亚风格

对此，南北朝时代的统治者都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手段进行限制。比如说北魏孝文帝时期，对于那些“假称入道，以避输课”的冒牌僧人进行了整顿，并淘汰了一批无籍僧尼。

此处的“籍”指的便是僧籍，说明在当时已经有了比较严格的僧籍管理制度。而东晋的桓玄也曾移文地方州府索求“沙门名籍”，将僧籍名册上交官府以供查验。由这两点可见，在至少在东晋南北朝时期，朝廷便已经对僧人进行严格地登记管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限制了僧尼和寺院的发展。

开启北魏毁灭之路的魏孝文帝

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寺院和僧尼，除了拥有不服徭役、不用缴纳赋税等特权外，还有独特的寺院经济收入。这也是寺院数量和规模在当时发展到巅峰的重要原因。

寺院庄田的来源主要分为三种。一是统治阶级、官僚贵族和普通百姓的施舍。由于当时的统治者由于思想上极度倾向佛教，不可避免地出现主动营建寺院庄田的情况。根据当时的《南朝佛寺志》统计，除去创建者不详的寺庙外，属于皇帝主持修建的就有33座。

对佛教异常笃信的梁武帝

其次就是寺院地主所有者，在寺院内以庄园的形式经营地产。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手段，获得了相当于封建领地的收入形式。

但寺院除了从事垦殖田圃外，也有从事商业、手工业、占卜等事业的。这些经济活动并不是为了必要的寺院生活开销，而是以营利为目的经营行为。在统治者看来，已经发展到与自己争利的地步。因为此类活动不但不用缴税赋役，还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到了唐代甚至有“天下十分财，而佛有七八”的诡异说法。

莫高窟壁画上的附会之作汉武帝拜佛

唐朝的财政节流

兴建于南北时期的龙门石窟

既然寺院能敛财，那么朝廷自然也要想法子把钱从宗教僧侣嘴里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颁发“度牒”以限制宗教僧侣数量，正好符合了统治者的需求。

度牒产生的确切年份略有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北朝已有了最初的萌芽。到唐朝建立后，正式产生度牒制度。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度牒的发行变得更加严格化、制度化。

唐玄宗是第一个大规模利用度牒的皇帝

度牒在唐代由尚书省祠部发行，因此又称祠部牒。度赚上详载僧尼的本籍、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师名等内容，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身份证。有了这份度牒便可随意行走，还获得了免除赋税徭役等特权。这在限制农民自由迁徙的时代，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既然度牒如此重要，那么其发行自然也要严格控制。在申请度牒的文书上面，需要三省诸位高官连署才行。首先需要地方官府、名僧、大臣上奏申请，并提供剃度者的个人简要信息。随后经过皇帝批准，再由中书门下向祠部发出敕牒。再由祠部向表奏者转发敕牒并颁发实名敕牒。

莫高窟中的文殊菩萨形象

所谓的实名敕牒是与空名敕牒相对而言的。通常情况下，祠部颁发的都是已记录剃度者信息的实名度牒。而空名敕牒是指未填剃度者信息的空白度牒，这种度牒就可以由买主随便填写。后世朝廷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大肆贩卖的度牒，也多为这种“空名度牒”。

除了限制性地颁发度牒外，唐朝还一反隋朝的宗教宽容政策，严格限制寺院建造的政策。在隋朝时期，有僧行处皆为立寺。因此隋代寺院数量增加很快。唐高祖在位时期，却并未如隋代统治者那样大力推崇佛教，反而淘汰了不少寺院僧尼。但在武则天继位后，由于其崇信佛教，因此又对佛寺的发展选择网开一面。

武则天时代的网开一面实际上也增加了度牒的收入来源

但需要注意的是，唐开元年间的有敕额佛寺数量与贞观年间相比并未增长多少。从武则天当国到会场灭佛之前这段期间，主要增长的是“无敕额佛寺”。

这里说的有敕额佛寺，也就是国家官方认可的寺院。而民间私自建筑的佛寺在当时严格来讲并不能称之为“寺”、“院”，只能冠为“招提”或“兰若”。

唐武装的会昌灭佛有巨大的经济考量

根据后来会昌灭佛时期的统计，这段期间共拆寺4600多所，拆“招提”或“兰若”有40000多所。还俗僧尼260500人，解放寺院的奴婢150000人。佛教寺院在唐代的发展可见一斑。如此多的寺院对朝廷的财政来说，无疑是一股极大的有害势力。但限制佛寺发展只是节流，要想开源就必须从作为源头的度牒下手。

安史之乱爆发后，宰相杨国忠献策，不用耗费正库之物便能筹钱。于是让御史崔众去河东收钱度僧尼道士。结果，很快就得钱百万。后来唐肃宗在彭原郡时因“军兴用度不足”，也通过贩卖度牒的方式来筹钱。

尽管朝廷开始逐渐滥发度牒，但此时度牒发行手续仍然比较复杂。跟后来宋朝时的度牒经济规模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安史之乱的爆发迫使唐朝贩卖度牒换钱

宋朝的开源经济

北宋时期的佛像

北宋初期，为保证中央的财政收入，对出家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制。当时的宋朝财政，还是收大与支的，故而度牒价格还很正常。每张只收一百，也没有出现贩卖度牒筹钱的现象。对于僧人来说限制并不算严格，可以说是相当宽松的。

但到了宋英宗年代，情况则大不相同。北宋中央财政已经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资金困难，出现了收不抵支的现象。既然出现了财政困难，那就要想法子筹钱。便开始学习到了唐人贩卖度牒筹钱的方法。

宋英宗时代的经济困难让度牒有了重要价值

于是，宋朝政府对度牒开始极为看重。在官方编纂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中，就明确把“度牒”归入在了“财用门”和钱币并列。这也让宋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鬻牒最为滥觞的时代。

至于宋朝正式采取鬻牒政策的时间，也有不同说法。通常认为，在治平四年以前，朝廷买卖度牒的行为还算不上滥觞。但从治平四年开始，每年所卖度牒总额一直在不断上涨。到宋神宗时期，每年发行度牒数量已超过10000。发展到末世的宋徽宗阶段，每年已发行超过30000。这个进程一直到南宋孝宗在位时期，每年度牒发行量更是突破100000大关。

大搞改革和对外作战的宋神宗非常需要度牒收入

宋朝发行的度牒，用途也非常之广，把物尽其用的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总得来说，宋朝的度牒能有以下几点功能：

赈灾救荒

比如说熙宁七年，宋廷就降度牒千道给予环庆安抚司，以备赈济汉番饥民。

充作军费

南宋初年的四大中兴名将里，名声最差的张浚和后世评价最高的岳飞，都曾获赐度牒，作为赡军修城之用。

工程建设

元丰五年，朝廷给予河北东路提举司度僧牒千余道，作为整修黄河的经费。西湖上大名鼎鼎的苏堤，便是苏轼向朝廷请求赐予度牒而成功修筑的。

苏轼主持的苏堤工程就是用度牒收入作为经费

农业开发

南宋绍兴四年，高宗赐予两浙路空名度牒二百道，让其购买耕牛，借贷民户开垦荒地。

充当货币

度牒也能直接进入市场，作为货币购买一些商品。宣和年间，河北真定、高阳等路缺马，朝廷特赐度牒若干，令地方长官在市场买马。

放债息利与经商牟利

元丰七年，广西经略安抚司曾乞求发行度牒若干作为本钱，在当地置转买务，以便番汉通商。

作为奖赏

比如大观元年，明州育王山寺掌管仁宗御容僧行可获赐师号、度牒各二道，用为酬奖。

由以上可见，度牒在宋代社会经济方面的用途极广，可用于各种财政开支。因此度牒的使用在当时的史料中也随处可见，数不胜数。一份小小的度牒，就可以对宋朝的财政稳定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是由于度牒的重要性，其发行权一直控制在朝廷手中。张浚此前也一度造绫纸度牒在其所辖地域内发行，以资军用。但很快朝廷便下了严令不准地方私自发行。

中兴四大名将的军费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度牒收入

触底反弹与消亡

景泰帝时期的国力衰退让明朝也开始贩卖度牒

明朝建立后，官方仍然严禁民间私自出家。通过限定全国僧道人数、设置度僧考试、限制出家年龄等措施去严格控制宗教发展，并一度免费发放度牒。

但由于财政困难，明朝却也难免走上唐宋两朝的鬻牒老路。明朝鬻牒之风，始于土木堡战败后的景泰二年，到成化年间开始大行其道。比如早成化二十年，宣大总督余子俊就曾建议度僧、道60000人。每人各给当地官府纳银12两，类解转运，以备边用。整个成化时期，度牒总发行量超过250000张。

一张保存至今的明朝度牒

但有意思的是，明朝的情况还与宋朝时候的相反。宋代的僧侣数量并没有随着度牒的大肆发行而大规模上涨，反而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北宋前期全国僧侣大概是40万，,到了熙宁十年的总数则下降至20多万。至南宋绍兴年间，僧尼总数也在20万左右徘徊。

这可能是因为宋朝时期的城市经济有所发展，对于普通人迁徙的限制也做了降低处理。所以，度牒所具有的自由活动功能，在当时被大大弱化了。而明朝立国后，非常重视对民众人生自由的限制。度牒的自由活动价值，便在这一时期有了重大提升。

清朝取消了人头税让度牒的价值也随之降低

清朝建立后，度牒制度才走向消亡。当时已经推行的摊丁入亩制度，可能是乾隆准备废除度牒制度的重大外力因素。简单来讲，就是废除了之前一直存在的人头税，只以土地作为征税依据。这样一来农民就摆脱了千百年来加在身上的丁役负担。同时抑制了土地兼并，这使得百姓通过遁入寺庙道观方式躲避赋税的方式不再是那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