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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迟来的葬礼
竞争对手甚至到其餐厅挖人

                         苏联解体对中情局(CIA)的冲击,

                        还不是CIA的最低谷。

                         最悲哀时外包公司在CIA餐厅招人,

                         于是大批中情局老手出走赚钱,

                         新人也纷纷起而效法。

                           --大国情报(三)

Ⅰ CIA要命的“卖弄”

“让总统知道世界形势”,是中情局的目标所系,也是中情局的利益所在,如果总统根据一些初步的线索认为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中情局更愿意去证实总统的这一想法,事实就成了“中情局拼命想获得总统的青睐及认同,于是尽说些总统想听的话。”

2002年,小布什说“伊拉克拥有并制造生物武器”,这一情报来自于一个翻供线人的供词,在情报界站不住脚。而中情局此前借助瑞典爱立信对伊拉克方面窃听也找不到证据。苦闷之下,一位伊拉克的投诚者表示萨达姆拥有“机动式生物武器实验室”,对于这样的第二手甚至第三手传言,中情局分析人员竟然一概接受。

于是,2003年2月5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前往联合国,他说:“我告诉各位的不是主张,而是根据确切情报得出的事实与结论。……萨达姆拥有生物武器是毋庸置疑的事。”随后,伊拉克战争开打。

伊拉克战场。

进入伊拉克之后,中情局一边列出946个可能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清单,让无数美军为寻找这些子虚乌有的清单而死伤无数,另一方面,中情局巴格达工作站官员和特种部队合作,竭力营造伊拉克的政治气氛、遴选地方领导人、收买政治人物。但这两个计划都毫无进展,很快对伊拉克的占领失控,中情局官员成了困在“绿区”的俘虏,而中情局武器检察员率领1400人的调查团搜索伊拉克全境,也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影子,他在国会说出了实话——“我们几乎完全搞错了。”

于是,小布什对于中情局的报告越来越不感兴趣,他说中情局“纯属臆测”。

2004年,小布什任命希伯曼法官主持中情局虚构萨达姆武器的调查,他说:“我们处于战争状态中,要是美军犯下类似中情局那样严重的错误,想必将有很多将官将会被撤职查办。”这位法官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报告多了些大惊小怪,少了些隐约含蓄”,总统的每日简报“标题显眼且老调重弹,给人的影响是是很多言之凿凿的报告其实消息来源很贫乏……每日简报似乎是为了维持顾客,或起码是首要顾客的兴趣,以含蓄和不怎么含蓄的方式‘卖弄’情报。”

Ⅱ 官僚机构的毛病 中情局全都有

事后,中情局局长让下属调查为何会犯这么大的错误,报告显示,分析人员习惯性地“仰赖出处有误导甚至不可靠的报告,在之前的投诚者的案例中,已经有官员警告此人是个骗子,但这样的警告却无人问津;而且中情局秘密行动处习惯性地“以不同的描述诉说同一个消息来源”,让别人以为有三个相互作证的消息来源。

简而言之,官僚机构的毛病,中情局全都有。在每一次失误的背后,多多少少有胆小怕事、曲意逢迎的影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情局的转型不得不开始了。

中情局走进了低谷,当时的美国总统转向诸如五角大楼和民间企业等其他地方获取情报。

Ⅲ 大批老手出走 新手也纷纷效仿

根据蒂姆·韦纳的观察,在中情局名誉扫地,且重整乏力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才流向了情报业务外包公司。“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秘密经费大增,相比于预算有限的中情局,情报产业已经成了产值500亿美元的大生意。

由于民间公司的待遇往往更好,许多中情局官员递交辞呈,到洛克希德·马丁或者博思·艾伦·汉密尔顿等军事承包商谋求薪水更为丰厚的差事。

极盛时期,甚至有外包公司老板在中情局餐厅招募人手。于是大批中情局老手出走,提供中情局写分析报告、帮海外服务的情报官制造掩护、成立通信网络、经营秘密行动等服务。中情局新人也纷纷起而效法,各自拟定职业计划:加入、出走、赚钱。

而中情局“9·11”反恐中心前主任布拉克在黑水公司学到发达的窍门后,和一些老同事一起开办了名为“完全情报”的公司。

这被形容为中情局“迟来的葬礼”,毕竟苏联解体对中情局的冲击,“有如陨石撞地球对恐龙的影响”一样。是的,冷战后的中情局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评价)。

于是,中情局的各项职能逐渐弱化,机构不断精简,并最终在组织上整合到国家情报总监麾下,而更多的具体业务则分包给私人情报公司。

当然,更多的外包工作,让中情局传统的秘密文化遭到了严峻挑战。

斯诺登的泄密让中情局的信誉大打折扣。

向媒体泄露“棱镜计划”的斯诺登就是中情局前雇员,2009年离开中情局为一家私营外包商工作,此后他又在博思·艾伦公司工作,在夏威夷一个国家安全局设施内担任系统管理员,年薪约20万美元。

他所泄露的监听计划,也只是“9·11”之后情报机关疯狂扩权的一部分。正如斯诺登事件所暗示的,信息时代已经来临,中情局在网络监听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斯诺登事件之后,中情局又被维基解密撞闪了腰。在今年3月维基解密公布大量据称是来自中情局的档案,这批代号“Vault 7”(第七保险库)的档案显示中情局网络情报中心拥有超过5000名员工,总计设计了超过1000个黑客工具。这些工具可秘密侵入手机、电脑乃至智能电视等众多智能设备。比如,通过一个名为“哭泣天使”的恶意程序,三星智能电视被攻击后会变为可录音的窃听器。

维基解密还揭露了CIA企图通过一款叫“Marble”的工具,将病毒、恶意代码、木马的真实源代码进行混淆,让取证调查人员无法溯源到CIA身上,顺便嫁祸给他国。

技术变了,手段没变。简而言之,为了和苏联对抗,中情局必须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最无情的情报机器。实用主义就此成为中情局的信条,只要对于情报搜集有用处,只要对政局有帮助,政变、暗杀、酷刑,这些不见于阳光的行动成为信条,而逢迎、权斗和质疑也始终如影随形。而在信息时代,他们更像是横行网络的刺客,形式更加隐蔽,却也离我们更近。

“想像一下,中情局真的花时间去找方法通过你的电视来监控你,”斯诺登在推特上写道,“这就是今天的世界。”

(侯逸超 凤凰大参考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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