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颠覆与被颠覆者

相比王朔而言，王小波是具有更高认识水平的人，然而王小波也不是神话。王小波在去世之后，日渐赢得了更大的名声，这种名声对社会正视和理解王小波是有好处的。

王小波出现在１９９０年代无疑意味着时代的进步，然而王小波在生前并没有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可，这当然从正面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窘态和缺陷。

王小波通过自己大量的随笔让读者认识到了他的理性、智慧和幽默，一个冠冕堂皇的评价是：王小波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这句大而无当的话对王小波来说，却是准确的。真正的人道主义首先站立在愚昧、权利崇拜、狭隘的（极端）民族主义、犬儒主义的对立面，王小波温和地表达着他的尖锐和愤怒，这是一种高级的姿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王小波是一个喜欢高姿态的人。一种具有明确立场的人很容易犯一种“过头”的错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王小波在表达自己的意见的同时，却不知不觉地干预和指责太多，他的妻子李银河说“人民有低俗的权利”（未必是她的原话），那么，人民有没有愚昧的权利？真正的聪明是什么？我印象很深的一篇随笔是《对中国的罗布代尔式考察》，他在其中嘲讽中国“愚昧”牺牲畜力以有利于人的充分就业。那么什么是真正的聪明呢？

王小波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出现王小波，对中国的１９９０年代来说，绝对是一种精神文化的进步。王小波式的理性、智慧与幽默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绝对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王蒙在给王小波小说集作的序中充分肯定了王小波随笔的价值，同时对王小波的小说颇有微辞，许多人对此表示不满，认为王蒙通过抬举王小波的随笔来贬低他的小说价值。然而，正是这一点，表明了王小波小说的特殊价值，王小波的小说创作是在小说本体的范式中进行的，不同的是王小波在其中用心地融进了许多智慧思考的东西。这种东西当然有时候会伤害小说的艺术成就，但也许王小波更看重的就是他的“思想”。

在王小波的小说中，读者可以体验到一种阅读的快感，而不是阅读的重负。这种快感来自王小波对小说作为一种社会承担的不同认识。王小波认为，阅读小说的第一目的是获得消遣，因此小说一定要好看，当然，好看的小说若能够再有用一些就好了，所以他不辞辛苦地在小说中写了许多“常识”，这种常识据说是王小波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深刻思考的结果。

也许，王小波的存在证明了“自由思考”对于我们的可能性。

王小波的小说写作基本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小说写作的某种模式，当然也不是什么文本的原创，更多的作品里，王小波改写许多历史故事，并且对这些材料进行绝对的发挥，王小波的小说创作可以看作是对“为时代写作”的另一种解释。他是不是在为思想而写作？鲁迅在自己的《故事新编》序言里解释了他对这种写作方式的担心，而鲁迅所担心的正是王小波所发挥的。也许鲁迅过于严肃，或者说鲁迅对幽默有一种更深刻的认识，以至于看到了它潜在的巨大危险。

王小波在１９９０年代开始自由写作，同时，他又死于１９９０年代。王小波的写作年代正是大众集体感到阵痛的年代，一种巨大的精神解体和价值崩溃带来的精神混乱，使整个１９９０年代如过眼烟云，同时却使１９９０年代令人无限难忘。在一个真正被颠覆的时代，说到底，被颠覆的是人，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和个体的价值、尊严以及其他。那么，身后获得巨大声望的王小波是不是经历了（或者正在经历着）巨大的被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