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数学家张伟平院士还记得自己第一年的工资。那是1993年，他带着法国巴黎南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到南开数学研究所任教，职务工资是人民币250元。

当时，他的职称是助理研究员。

这位当时还很稀罕的“海龟”，没提什么条件就“爬上了岸”。

而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请一位海外学者，关于薪酬和职位，前前后后都要商谈多次。校方要反复测算人员薪资，以及科研启动费、安家费等的投入。

海归不再稀奇了，同时也有了不再遮遮掩掩的身价。

“通过西式教育，中国可能得到革新，变得文明而强大。”这是“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1854年从美国耶鲁大学学成归来时的梦想。

此后的一个半世纪，后辈一直为他的梦想所鼓舞。其间，这个古老国度几经锁国。

著名的清华大学就是在一次留学潮中诞生的：1911年开设清华学堂，作为留美学生预备学堂，由1908年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资助。

70年后，清华园再次发生了一件影响留学潮的大事。1978年，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听取清华的工作汇报时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

他说：“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这一年，“文革”后的中国敞开大门。留洋者渐由涓涓细流，汇成有史以来最大的留学潮。

最初，公派留学名额只是杯水车薪。至今有人难以忘怀，经过层层选拔才取得名额的心情，就像古时“范进中举”。留洋，还是“让精英者更精英”的奢侈品。

1985年起，中国鼓励自费出国留学，大众留学逐渐取代精英留学成为主流。国内出现了庞大的“寄托族”——希望通过美国教育考试服务处的托福考试和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而漂洋过海的人群。

大学校园里的英语教师突然比诗人走俏，英语辅导书大行其道，成为晨读的首选。GRE考生仿效《木兰辞》作打油诗：“GG复GG，天天背单词，未闻记住声，先闻你叹息。”

1993年，“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写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

这一年，一家影响广泛的出国培训学校在北京成立了，名叫“新东方”。

南开大学的历史学家李喜所说，改革开放之前，对绝大多数民众来讲，出国留学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改革开放后，想办法让子女到国外留学变为街谈巷议，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是中国人渴望走向世界的标志。

20世纪初的“留美预备学堂”，在21世纪初又获得了这个称呼。从2006年开始，清华大学本科毕业生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位居世界首位，比当地任何一所大学都要多。

中国其他名牌学府如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培养的美国博士数量都超过了美国一些名校。《科学》杂志形容它们为“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诺贝尔奖华人得主杨振宁说，支持留学的政策，使中国在海外储备了很多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