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莞有着这么一群孩子，他们来自四川凉山彝族，像一棵棵白菜一样被卖来卖去。每天工作12到15小时，每天生活费除去房租后只有5元，整天生活在饥饿与工头的暴力威胁之下，一些长相漂亮的女孩子经常受到性侵犯，人身自由与权利毫无保障。

这就是东莞童工的悲惨世界。

在孩子身上犯罪，是最严重的犯罪。童工这样一个词仅存在于19世纪之前的资本家罪恶之中，早被人类文明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无论如何，今天的人性良知不允许我们社会存在着被黑恶势力控制的童工群体。因此，当东莞童工的悲惨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时，那些从中获利者及协助者必须被追究。

黑工头是直接组织者，他们的罪恶是不存在辩解余地的，但他们仅是买卖童工链条中的一环。下一环是众多的不良工厂，正是工厂的不规范用工甚至是违法用工，才让这些来自贫穷山区的未成年人成为可供黑暗势力牟利的物品，导致罪恶的发生。工厂在低价雇用黑童工进行生产以节省劳动力成本的利益驱动下，充当了为虎作伥角色。

合法工厂的非法用工罪责还可以上溯一层，即劳动监管部门的失责。工厂之所以敢冒险使用黑童工，正是因为劳动部门的监管形同虚设所致。在调查中发现，当地的劳动部门已被这些不良工厂所俘获，每当劳动部门进厂执法检查时，都有眼线提前透露消息，让工厂可以临时解散童工应付检查。

如果劳动部门能切实负起监管职责，黑童工是没有生存土壤的。因此，眼下最紧迫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解救这些被暴力统治的童工，更在于让劳动部门有效运作起来发挥它本应发挥的机构作用。悲观的不是社会上有丑恶现象存在，而是我们没有启动何种程序，让一个权力机构有效地运作起来，却让劳动部门变相充当了保驾护航角色。

在香港学生组织指责玖龙纸业为“血汗工厂”的风暴中，东莞的劳动部门竟然站出来替资方说“玖龙不是血汗工厂”，这样紧随资方、替企业不良行为洗白的劳动监管部门，又怎么可能指望它发现眼皮底下大规模的黑童工？东莞童工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却仍然没有成为劳动部门摆在案头上的工作之一，童工的血泪人生这笔账，实应记到他们的头上，这不是可原谅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