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驻美大使李道豫:中美不平凡的30年
2009年08月31日 14:48《瞭望》 】 【打印共有评论0

中国第五任驻美大使李道豫

从1971年的“乒乓外交”到2009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关系走过了跌宕起伏的30余年。2008年夏天相继建成开馆的中国驻美大使馆新馆和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馆,反映了两国关系的良好现状,也象征着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

中国前驻美大使李道豫日前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说,中美关系经过30年的发展,早已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需要登高望远,把握大局,合作越来越重要。

前后在联合国、美国工作过8年的李道豫大使,亲历了上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从低潮走向高潮的全过程——

中美使领馆数量30年前已确定

30年来,中美使领馆的数量并没有变化。领馆的设置是两国建交时经过谈判,决定各设5个,并确定了选址及各自管辖范围。最终中国决定在旧金山、洛杉矶、纽约、芝加哥和休斯敦设立领事馆。随着两国间友好活动和商务活动的增加,加上大量的留学生,我们希望领事馆能够增加。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美国时,就感到美国任何一个角落都有中国留学生。在一些我们都觉得很偏僻的、并不为中国人熟知的州,只要去学校走访,就会见到不少中国留学生,他们都需要领馆的关怀和帮助。

但此事涉及到双边同时增加领事馆的问题。美国在建交初期保留了武汉的领事馆设置,直到2007年末才刚刚开设。加上之前的上海、广州、沈阳、成都四个领事馆,中美互设领事馆的数量还是对等的五对五。这是根据1981年中美互设总领事馆协议进行的。

大使要沟通两个社会

在科技高度发展的全球化时代,随着世界整体国际交往水平的发展,国与国之间外交发展从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的发展。我曾说过,现在驻外大使“传话”的作用下降了,“公关”能力加强了。

以前有外交大使跟我说,大使就是一个信差。现在各国首脑不仅双边互访,首脑级的国际会议也是二战以来最多的一个时期。首脑们见面、打电话的时候,往往双方大使们不一定跟着,现在的大使需要别人给他们通报首脑间说了一些什么话,而不是首脑把话告诉大使,由大使转达。所以大国首脑之间驻外大使“传话”的作用就小了。

大使要沟通两个社会,也就是大使面向驻在国社会,沟通的是整个社会,要整个社会来了解他所代表的国家。因而大使工作的足迹和活动范围就要大大扩大。在我担任大使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的,大使的职能是综合的。在现在的外交活动中,纯政治的外交,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很多外交活动渗透到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科技以及全球共同性问题,如能源、气候、传染病防治,等等。所以业务范围也比以前大很多,这对大使的要求就更高了。大使所扮演的角色,更加是一种复合型的、多功能的角色。

21世纪以来,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日益凸显。这个角色说得大胆些,可以说是“中流砥柱”,在国际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前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现任外交部副部长)告诉过我:现在中国的大使出现在联合国的大厅,就会吸引很多记者。遇到国际上发生一个大的问题,中国的态度非常引人注目。这种被重视的态度和前20年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所有处理国际事务的重要平台,都有中国的声音。如果中国不参与,很多国际问题就真的解决不了。

低潮时期出使美国感触多

我出任驻美大使的印象最深的事情,实际不仅是一个事情,而是我整个驻美期间,中美关系是从低潮走到高潮。对于这件事情,我觉得印象非常深。

我到美国出任大使的时候,正是中美关系动荡起伏的阶段。而且当时的克林顿政府,扬言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批评老布什对中国太软,强调要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再加上与最惠国待遇挂钩,所以一开始应该讲就处于一个很困难的环境下。经过一年把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挂钩,向中国施加压力,结果遭到失败,美国放弃了这一政策。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取得了胜利。

然后到了1995年,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到康奈尔大学,这样一来又使中美关系一落千丈,形成了更加紧张的局面,中国政府作出强烈反应,给予坚决反击。经过这两个大的波折以后,克林顿政府逐渐知道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克林顿第二个任期开始,就采取了比较认真地和中国接触的政策,这体现在他首先愿意解决两国元首互访的问题,同时达成协议,他在1995年邀请江泽民主席访美,克林顿在1996年访华。这样就使得1989年后中美两国元首8年没有互访的状态得到突破。

合作和对话才符合美国利益

江泽民主席的国事访问很成功。两国达成了努力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外交关系的协议。对比我上任时的困难情况,真是天渊之别。我亲身感觉到,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变化,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和改革开放的巨大威力。在中央的领导下,特别是在小平同志“九二”、“九三”讲话的指引下,我国发展的势头、解放出来的力量的确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美国人不管对中国有多大的偏见,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我亲历过两次针对中国的较量之后,美国不得不承认和中国对抗是没有出路的,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也是没有出路的,中国的发展是遏制不了的,只有采取合作和对话,才符合美国的利益。我在一些访谈里讲过,美国当时宣布限期一年,中国必须在人权问题上作出多少让步,不然就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而且还把它形象化,告诉我说:钟正在响(这是美国的一个成语:Clockisclicking)。国务卿第一次和我见面的时候就这样说,我当时感觉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但后来我就悟到了,看起来美国企图拿这个来迫使你在人权问题上让步。但实际上,中国的强大,特别是在经济上发展这么快,反而使美国的工商界觉得失去中国的市场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所以在经济这个问题上对我们进行制裁,反过来是美国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再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1996年双边关系动荡的时候,美方贸易代表宣布,由于对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不满意,美国要对中国2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提高关税。他召开了一个由美国有关公司参加的会议,结果没有想到这些公司在会议上纷纷指责政府。说这2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都是我们的,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运动鞋。耐克说这运动鞋在美国就是一个办事处,2/3在中国生产,1/3在亚洲其他国家生产,制裁进口的中国鞋就是针对耐克,所以最终惩罚的还是耐克公司。还有那些电话器材,很多都是美国AT&T电话公司的,他们说惩罚中国电话器材就等于惩罚AT&T公司。

美国政府完全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中美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所以克林顿在宣布继续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结束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时,说过一句话:用经济制裁,作为一个施加压力的杠杆,其作用已经穷尽了。穷尽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的开放政策,首先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中国的市场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第二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击中国经济就等于打击美国自己。这个棍子高高举起,但是打不下来,最后180度转变。这次较量中,可以说美国吃了大亏。李登辉访美事件经过中国政府的反复交涉和斗争,结果也是美国不得不退让作出保证,采取各种限制台湾的措施,同时重申三不: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参加以主权国家为会员的国际组织。1995年那一回合的较量以我们的胜利收场,这些较量的结果很长我们中国人的志气。

尽管美国国内有好几种势力是针对中国的,经常在社会上掀起风浪,制造一些事端。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是两面的,一面是跟中国接触,对话合作的政策;另外一面就是对中国的防范。因此是左右摇摆,表现在中美关系上就是时起时伏,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但由于刚才我讲的原因,美国最终会发现对抗政策、强硬政策不符合其根本利益。只有对话合作,只有与中国保持长期稳定的关系,才是符合两国利益的。所以中美关系不管环境多么恶劣,始终是在向上发展。21世纪中美关系处在良好稳定的状态,是国际形势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我对中美关系前景有信心

看今后的中美关系,我觉得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始终没有改变,但是现在在对话、合作这些方面表现更加突出,处于主要地位。美国在解决全球、地区性问题及当前的金融危机问题上,更加倚重与中国的合作。从这些方面来看,中美关系的确和以前大不相同。现在不论是中国威胁论,或者是中国责任论,还有一种论调有捧杀的味道——就是把你捧得很高,应该讲我在任期间是很少的,应该算是当前的一种特征。

不管怎样,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冷静对待,既不怕压力和威胁,也不要忘乎所以。我们应该很清楚,前面的路还很长,困难也不少。我们还是应该坚定地走和平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推动和谐世界的道路,把我们自己国家的事情搞好。在国际上还是平等待人,还需要本着我们一贯主张的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传统外交风格,还是要强调居安思危,谦虚谨慎。

如果做一个展望的话,我对中美关系是有信心的。我经历过中美关系最恶劣的局面,中美关系史上唯一一次召回驻美大使就是我经历的。中美关系怎么转好的,这当中的内在规律,最根本的就是中国的日益发展强大。美国人看到对抗会使双方受损,我们也能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处理问题时希望坚持对话,避免出现对抗。我有这个信心是以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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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印权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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