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解放与压抑进行拉锯的时代，她的歌声象征了人们对私人生活解放的渴求。

1982年，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或许是“两邓”：“老邓”邓小平与“小邓”邓丽君。

这一年对邓丽君并不是多么特别的年份，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举办五场个人演唱会，“场场爆满”。这样的成绩，在邓丽君最火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属于正常，但是在大陆，她的影响在持续地扩散，并被赋予了超越流行音乐的时代内涵。在邓丽君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她已经被西方媒体当成改革开放的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风向标。

对于许多寻常巷陌的百姓，刚刚告别沉重的样板戏年代，娓娓道来的小城故事带来的是一阵扑面的春风，一种小桥流水和生活化的真情实感。缓缓而起的旋律，低吟浅唱的音乐由此变得简单、轻松，不再出自庙堂红墙、故作神秘，不需穿凿附会、堆砌溢美，也不必声嘶力竭、大气磅礴。

伴随着邓丽君歌声的是那个年代的记忆：杂乱的黑市小店，翻录的磁带上邓丽君模糊的面容和身影，尘土飞扬的街道边的电线杆上的有线广播，时断时续的四方盒收音机，喜欢唱歌的姐姐对着镜子跟着收音机学唱《月亮代表我的心》，蒙上被子、在被窝里偷听“敌台”，只为那首《何日君再来》。

有人说：当国人急于冲破“革命”伦理的道袍时,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才转化成了个体自由伦理的“我在”呢喃,具有了一种无坚不摧的颠覆性和哲性魅惑。

有人说，在那个解放与压抑进行拉锯的时代，她的歌声象征了人们对私人生活解放的渴求。

也有人在2005年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时发出感慨：尽管邓丽君由于政治原因终生未能踏足故土，却在一个冰火难容的时代统一了全球华人的中国情感。

与民间热度相对的是，官方一直保持沉默的姿态。直到1995年邓丽君去世，大陆的官方媒体才出现了“邓丽君”，之后才无禁区。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推出的特别节目《喜爱邓丽君的那些人》开篇语是：如果说对于全球所有的华人来说，有一个声音能让所有的人安静下来，那可能就是邓丽君的歌声了。

前文化部部长刘忠德卸职以后，也曾有过这样的感慨：没有能让邓丽君来大陆开演唱会是一个遗憾，相信这也是邓丽君的遗憾。

对于43岁的广州出租车司机旁秋妹来说，这些都不重要，听到“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她想起的就是老式的收音机和那段在湛江农村的初恋。“初恋”，这也许是邓丽君给予一代中国人最真切、最入心入骨的感受。情窦打开，舒展自我，抛开沉重，发现了自己内心的所爱与所动。

许多年后的今天，那一代人在她的歌声中迈向中年、老年。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邓丽君的歌不经意从某家店铺飘进耳朵，也许你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恍若隔世地回想起自己青涩的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