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先念积极协助邓小平、陈云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坚决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以务实果敢的作风，为调整国民经济、推进改革开放，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

“文革”结束后，全国上下都迫切希望把因“文革”而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希望国民经济发展快一点，这种愿望是好的。但由于固定投资增长过快，经济出现过热现象。李先念敏锐地察觉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他就致信中央负责同志，建议“三中全会后，政治局还要不断讨论经济问题，防止出现太不平衡的状况”。随着对经济发展状况的深入调研，李先念愈加感到进行经济调整的必要性。1979年3月6日，他在国务院讨论计划问题的会议上明确表示:“计划要调整，高了、急了……要退就退够。”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他与陈云商量，请陈云出来挂帅，主管经济工作。3月14日，李先念与陈云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建议在国务院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解决重大事件的决策机关。信中还提出，今后的财经工作中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因此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此信对统一中央和国务院最高领导层的思想认识，起了积极作用。随后，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重要讲话。他指出:我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对于这种失调的比例关系，我们必须集中几年时间加以调整。今后一段经济工作应本着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体制改革是一件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的大事，是一项极其复杂和艰难的工作，我们的态度要积极，但改革的方法步骤一定要稳妥可靠，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5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李先念讲话。并在批转通知中指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决定性战役，是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

陈云、李先念领导和主持了这次经济调整工作。在他们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迅即采取了一系列调整经济的措施。主要有: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下达经修订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提高主要农副产品价格，增加职工工资；大力安排待业人员就业；调整和整顿工业内部，关、停、并、转一些产品不对路、消耗高、浪费大、长期亏损的企业等。这些调整措施的实行，在调整工业和农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方面，在改善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方面，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农民高兴，职工高兴，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均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继续进行宝钢建设，是陈云、李先念等执行积极调整政策的结果。宝钢下不下马？李先念认为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一方面建议谷牧同志找些不同意见的同志展开辩论，一方面指示工程进度不变。同时，他还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明确指出:各条战线应齐心协力支持冶金部，把宝钢建设好。9月3日，他将财委、经委《关于宝钢建设问题的报告》呈报中共中央。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等均圈阅同意。从此，宝钢的建设在调整中继续前进。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

二汽恢复建设与生产，是李先念等灵活执行调整方针的又一成功范例。1980年1月3日，国家计委、经委、建委正式下文，二汽列入停缓建项目。二汽领导经过发动群众，决心走改革开放之路，向国务院呈送了“自筹资金、量入为出，分期继建二汽”的方案。3月17日，李先念亲自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批准了二汽的方案报告，使二汽获得新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981年是三年经济调整的关键一年。为了使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中共中央于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召开工作会议。李先念在会上作了《对经济调整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他指出:改革要继续进行，但要有利于调整，服从调整。这次会议统一了认识，使经济调整工作逐步迈入健康的轨道。到1982年底，经济调整的任务大体完成，从而使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有了一个稳固的立脚点。

李先念在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的同时，积极推进改革。首先是积极支持和努力推行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体制的一个重大问题，从而使我国农业生产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带动了整个改革建设事业的发展。其次是重视和积极支持经济体制改革。在陈云和李先念精心组织、领导下，国务院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经济结构研究小组等，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调查，为进一步做好经济体制改革和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决策提供依据。1980年初，李先念主持国务院财经会议，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进行讨论。最后他一锤定音，先将《初步意见》发下去试行。此外，还主持了其他方面的改革。如:改革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实行中央和地方“比例包干”或“分级包干”的办法；配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农产品购销价格，开放城市农副产品市场，放开三类农副产品价格，实行议购议销；基本建设试行改财政拨款制度为银行贷款制度；改变国家计划统得过死的办法，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允许计划外和超计划的生产资料进入市场。

扩大企业自主权，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李先念对此十分重视，他指出:经济要搞好，首先是企业要搞好，要扩大企业自主权。根据李先念的意见，国家经委经过调查研究并同有关部门及地方反复协商，制定出《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扩权让利”文件。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原则通过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把经济利益、经济效果、经济责任结合起来，把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它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积极性，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揭开了我国企业改革的序幕。袁宝华回忆说:“这个扩权的建议是先念同志提出来的。”

李先念是主张积极引进和正确利用外资，坚持对外开放的先行者。早在国务院务虚会议前后，在广东宝安（现深圳）地区创办蛇口工业区就在酝酿筹备之中。1979年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落幕不久，李先念就批准开发经营蛇口工业区。1月6日，广东省、交通部联合向李先念并国务院报送《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李先念立即和谷牧等认真研究，并指出:“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和内陆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外资来搞建设。不仅广东要这样搞，福建、上海等地都可以考虑这样搞。”2月2日，谷牧召集相关部委负责人开会。会议根据李先念指示，决定划出20公顷土地给交通部进行试验；给蛇口工业区特殊政策；在纳税问题上按照香港的办法。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一年后，中国经济特区的发轫地——蛇口工业区诞生了，蛇口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京召开，李先念与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共同主持会议。3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撤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李先念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虽然不再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但李先念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改革开放事业。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逐步开展，对“文化大革命”及其建国以来的历史作出正确总结，解决党的历史上重大问题的是非，已显得日益重要。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下，中央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决议》的起草过程中，李先念多次参与讨论和修改，并提出指导意见。1981年6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受中共中央委托，他还主持在京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和全国政协的部分老同志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决议》（草案）的意见。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李先念同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共同主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了《决议》，并认为《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成为我党历史上一份重要文献。这其中凝聚了李先念的心血。

正是由于李先念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和全局部署，不断克服各种困难和阻力，积极推动了国民经济在调整中前进。1979年到1982年，我国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7％，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4％。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这就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