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倒一切”的“文革”中，中共党史上早有定论的革命家几乎无一幸免，李大钊、瞿秋白、王若飞，不是被诬为“叛徒”，就是被斥为“机会主义分子”。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被称为毛泽东的“好学生”的柯庆施。“文革”中江青曾于1967年两次赞扬已经去世的柯庆施，毛泽东也一度想以柯庆施取代周恩来。

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

柯庆施于1954年秋由江苏省委调上海，接替陈毅主持中共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后整整10年。讣告中称他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系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的规格。多少年来，直至“文革”末期的1975年，上海的《学习与批判》还发专文纪念柯庆施“逝世十周年”，称之为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

柯庆施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1922年入党，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3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要职。抗战时期到延安工作之后，仕途便多坎坷。在整风审干期间挨过整，他的妻子因此自杀。

建国后，柯庆施在短短数年间由南京市委书记擢升至江苏省委书记。1954年2月，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已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因被定为与高岗结成的“反党结盟”而垮台；同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内定为外交部长的人选。这样在一两年间，华东及上海的第一二把手便相继空缺，柯庆施成为事实上的第一把手。

“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

说到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鼓吹，人们总以为林彪或康生为始作俑者，然而拔头筹的却是柯庆施。1958年春，这位“封疆大吏”竟在中央会议上鼓吹:“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

柯庆施出任上海一把手伊始，面临的是两件大事:一是1955年4月全国党代会期间发生的“潘杨事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被诬为“内奸”；另一件是紧接着发生的“胡风事件”。这两件事均系毛泽东的决断所致。这两件大事对上海影响很大。柯庆施刻意挽留奉调《人民日报》的张春桥，使之成为自己的类似政治顾问一类的角色。

柯庆施极善揣摩领袖的心态，长于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这又有赖于擅长舞文弄墨的张春桥。

几乎取代了周恩来

毛泽东在1957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对1956年的反冒进已有微词，并明确批评“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

在这年11月他又提出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设想。在这年年底召开的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备受毛泽东青睐。《人民日报》在1月25日将长达3万字的该报告的第一和第四部分全文转载，并加长篇按语。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取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除了检讨，周恩来别无选择。用与会者李锐的话说，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65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

在5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几次大会讲话中，屡屡称赞“柯老”，而周恩来和陈云则不得不就1956年的反冒进当众检讨。在大会结束后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和谭震林、李井泉成为政治局委员。

在毛泽东一度想用柯庆施取周恩来而代之的时候，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婉转地提到担任总理职务是否合适的问题。以周恩来的才干和威望，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的总理职务。柯庆施虽然未能取周恩来而代之，但自此明白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这位封疆大吏认准了一条:紧跟毛泽东就是“胜利”。这一条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再次得到验证。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逐渐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产生的诸多问题，着手有限度地纠“左”。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初衷，也还是适度纠“左”。因而他上庐山时所准备的全是关于纠“左”的材料。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将彭致他个人的信批转与会者。柯庆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领袖的脉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21日的华东组会上，张闻天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柯庆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断责难张的发言。果不其然，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大会，对彭德怀等人严厉指责，发出“反右倾”的号令。

标新立异取悦毛泽东

因为反对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从大跃进的挫折中转向对阶级斗争的密切关注，特别强调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柯庆施的关注热点也随之从经济领域转向思想文化领域。

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柯庆施向毛泽东进言:《海瑞罢官》借古讽今。世人多以为诬陷《海瑞罢官》的祸首是康生和江青，殊不知柯庆施与之“所见略同”。如果说诬陷《海瑞罢官》是“破旧”的话，那么鼓吹“大写十三年”便是“立新”了。1963年1月初，柯庆施在经过精心准备之后，借上海文艺界元旦联欢会的机会，告诫与会的作家、诗人、剧作家、音乐家、美术家:解放13年来的巨大变化是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柯庆施强调: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于是，这位“好学生”标新立异，喊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江青以毛泽东的“文艺哨兵”自居，开始染指文艺界。无奈她在北京确实吃不开，不用说彭真不把她当作一个人物，周扬等人也不愿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则如鱼得水。柯庆施已经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心腹张春桥成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视上海为“基地”。后来在“文革”中，如日中天的江青感念旧恩，一再称道“柯老”当年的支持。

1964年10月6日，由周恩来、贺龙和柯庆施陪同，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是一个重要的迹象。果不其然，在不到3个月之后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上，柯庆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6位副总理中，位居第六，在同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之前。

倘若假以时日，柯庆施必将受到毛泽东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愿，自1964年春发现肺癌并手术切除后，柯庆施便在病假疗养中，延至次年4月9日终于不治。

刘新生摘自《大众文摘》冯锡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