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
这是周恩来在万隆会议闭幕式上发言。新华社发
【前言】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世界外交舞台似乎专为周恩来而设。1954年日内瓦会议，周恩来“舌战群儒”，“赢得了外交舞台第一流人物的地位”。1955年，在躲过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事件后，周恩来不畏艰险出席万隆会议，再次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折冲樽俎、协和万邦的外交艺术，数次力挽狂澜，将会议一步一步引向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精神的胜利。
【导读】
万隆会议召开之际，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围堵，并扶持台湾当局制造紧张局势，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总理不负众望，以卓越的外交才能在会议上三次力挽狂澜，树立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外交举动有效地赢得了亚非国家的同情与支持，打破了中国所处的外交僵局。
会议之前:未雨绸缪制定攻守总方略
在赴印尼出席万隆会议之前，周恩来审时度势，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中国代表团制定了战略总方针:在妥协中坚持原则，在和解中达到目的。这显然是一个以柔克刚的、唯一现实可行的、正确的战略方案。
还在亚非会议刚酝酿时，周总理就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闪电般地访问了印度和缅甸。亚非会议开幕前夕，他不是直飞万隆，而是特地绕道去缅甸同尼赫鲁等人再次会晤，正式达成中立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亚非会议上合作的君子协定，为以后的亚非会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会议之中:彰显伟人气魄三次力挽狂澜
第一回合:伊拉克代表首先发难 总理发言掷地有声
在万隆会议召开之初，总体上还是倾向于亲善和合作。但是好景不长，这种和谐的局面在第一天会议快要结束时被打破，伊拉克的发言人法迪尔·贾马利开始疯狂地攻击共产主义。他宣称当时世界上存在着三股扰乱和平和和谐的国际性势力，而第三股就是共产主义。他声称共产党已经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并号召非共产党国家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贾马利的发言犹如向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瞬间激起了轩然大波。第二天，大会公开发言形式继续急剧恶化。
周恩来当机立断，抓住时机发表了演说，第一句话就掷地有声地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先前紧张的会场气氛一下子松弛了下来，也打破了美国妄图让万隆会议演变为一场意识形态大战的阴谋。周恩来巧妙的语言既申述了中国的立场，又给与会者留下了一种自我克制、通情达理的印象。最为重要的是，周恩来发言中一贯始终的中心思想———求同存异，实际上为与会国提供了互相合作的基本准则，而这也是后来被称为“万隆精神”的主干。至此，周恩来以他的真诚和机智巧妙化解了第一次危机。
第二回合:锡兰总理节外生枝 周总理机智巧避锋芒
两天的公开发言结束之后，万隆会议进入秘密会议阶段。这个阶段，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充当了第二次进攻的号手，当时锡兰的反共立场非常极端和强硬。他直截了当地说:台湾应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并建议将台湾置于联合国或者亚洲国家的共同托管之下。在随后举行的会议上，科特拉瓦拉又公然提出要向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一样反对苏联殖民主义。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论争眼看就要剑拔弩张了。
但是第二天，当科特拉瓦拉一改前一天语调，委婉地说他昨天的发言无意把会议引向分裂。为什么他一夜之间在语气上发生了这么明显的变化呢？人们注意到，在前一天下午的会议结束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周恩来和科特拉瓦拉才从会议室里并肩走出来。随后周恩来发言称，自己和科特拉瓦拉已经在私下通过交谈彼此取得了谅解，虽然他无法同意科特拉瓦拉新式殖民主义的解释，但他赞赏科特拉瓦拉积极的精神。周恩来就这样化解了科特拉瓦拉所设置的障碍。
第三回合:中立国与结盟国家激烈交锋 周恩来选择时机后发制人
随后中立国家与亲西方的国家为中立和结盟问题又吵得不可开交，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几乎一言未发，其实他是在冷眼观察，等候时机。当中立国领导人印度总理尼赫鲁被亲西方国家攻击的异常愤怒时，周恩来不失时机地站了出来，灵巧地避开争论，重申求同存异的主导思想，宽宏大量地建议把有人不喜欢的共处改为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共处，将5项原则改为7项原则。周恩来充满和解精神的讲话再次平息了争论，使误入歧途的会议又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万隆会议十原则
1。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2。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3。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
4。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
5。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
6。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7。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8。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9。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
10。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本文导读:
共和国纪事系列文章:
1955年4月23日。万隆的东方慢慢泛出了淡蓝淡蓝的亮色。
已经5天5夜没有合眼的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抬眼看了看窗外:新的一天来到了。他心里不停念叨:得去邮局，赶紧把照片发回国内，再往会场赶，应该来得及吧。
50年后，当年27岁的青年，如今已是年逾古稀。在北京明朗宁静的春日里，钱嗣杰回顾起半个世纪前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依然难掩心中的激动。他的亲密战友刘茂俭，在21岁时作为新华社一名年轻的译电员，和他一道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幸存，并一起亲历了万隆会议。
两位老人的讲述缓缓推开了历史长廊中这扇写着“万隆会议”的厚重大门，回到了那个百废待兴、危机四伏的年代里。这其中有一些数字是那么的醒目，它们从浩繁的历史画面中跳出来，执拗地拉住人们匆忙前行的脚步。
18
这个18，是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18分钟的补充发言。
钱嗣杰说，在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同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而“美国希望根本就不要召开万隆会议”，攻击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的领导权”，同时还用经济援助的把戏吸引亚非国家的注意力。大会第一天，伊拉克外交大臣贾马利就直截了当地攻击共产主义是“新式殖民主义”，欲图挑起争论。整个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了。
为了把万隆会议的方向扭转到团结合作的正确轨道上来，同时树立新中国真诚友好的形象，周总理临时决定把原来的发言稿印发给与会代表，并利用19日中午的休息时间，亲自赶写了一则补充发言。下午4时45分至5时03分，一共18分钟，周总理站在了万隆会议讲台上。
钱嗣杰的语调一下子高昂起来:“轮到周总理讲话的时候，刚才还有人低声议论的会场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各国代表想看看这个新诞生的大国的总理会说些什么。会议的工作人员都站在过道中，整个会场挤得满满的。总理一开始讲话，很多人马上奋笔疾书。”
满头白发的刘茂俭眼中闪出奇异的光彩，开始大声背诵周总理的演说词，“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最后，周总理还热情地发出了邀请:“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欢迎大家到中国参观访问。”话音刚落，代表们不约而同露出了轻松愉快的笑容，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把几天来的风波都平息了”。
印尼、印度、缅甸三国总理等纷纷离座，争相同周总理握手。就连之前态度一直非常强硬的菲律宾外长罗慕洛都高度评价周总理的讲话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示了民主精神”。
69
4月23日下午。万隆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刚刚结束。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走了出来。记者们马上凑了过来，希望能够从他嘴里打探到新的信息。“总理先生，有什么新闻透露吗？”阿里一转身，朗声告诉记者们:“我们的新闻？你们就等着周恩来吧。他会有一个声明。”
原来，在会上，周总理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提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番声明产生的能量不啻为一枚巨大的原子弹。短短69个字，立刻震动了万隆。
记者们无不如获至宝，飞奔而去，争先恐后地抢发这条爆炸性新闻。通过空中的电波和地下的电缆，69个字的声明迅速传到了全世界。不久就开始了中美大使级会谈。
13
从1955年的4月18日到24日，万隆会议一共持续了7天。而这里的13，则是周总理在这7天中的休息时间:13个小时。为了能让世界更快地了解新中国，周总理整个会议期间平均每天睡不到两个小时。钱嗣杰回忆说，总理一共出席各种会议16次、接见其他国家代表15起、参加宴请15场、每天平均活动6起之多。有时候，一晚上安排两场宴请，6时一场，11时还有一场。
总理太忙了，也太辛苦了。为了节省时间，在驻印尼大使黄镇汇报情况时，周总理一边跟大家打招呼，一边就把刮胡刀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来，开始争分夺秒地刮胡子。服务员赶紧端来一盆温水，总理连连摆手:不用不用。一旁的驻印尼大使黄镇忍不住了，劝他:洗把脸吧，洗把脸精神好些。总理这才拿起了毛巾。陈毅不由地感叹:“总理，在工作上我佩服你，在熬夜上我也不得不佩服你啊！”
钱嗣杰永远记得，在周总理住的达曼沙里十号，当总理得知他已经5天没有睡觉后，心疼地说:“你太辛苦了，一定要注意休息啊！”可是，我们的总理啊，您呢？您不也是多少天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吗？可无论在清晨、正午还是深夜，无论在会场上，还是在宴会会见中，您永远是那么神采奕奕、精神焕发，您是从哪来这么大的力量呢？多年之后，钱嗣杰谈起这段往事，依然满心的崇敬与感动。
一叹已数载。回想当年，忆起万隆，两位老人神情和声音都顿时飞扬起来。时间仿佛在飞快地倒流，他们沿着自己的记忆，走回了位于独立大厦一楼的会场上，眼前，是不见硝烟的激烈争论，是求同存异的友好呼声，是总理温和坚毅的目光。而在万隆发生的故事早已经在各个亚非国家中流传开来了。
钱嗣杰说，开会那几天，万隆的天气一直很好，晴朗，少云，偶尔会下几场短暂的小雨，只不过给空气平添了几丝清新宜人的味道罢了。
本文导读:
共和国纪事系列文章:
1955年4月18日～24日，亚非29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尼万隆举行了第一次亚非国家自己的国际会议。不久前，笔者有机会采访了几位会议亲历者。现从这些访谈以及披露的相关资料中撷取几个片断，从不同角度重温50年前那段历史。
特殊身份的“记者”
随中国代表团前往万隆的新华社记者张彦回忆，当时美国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但却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一个由近70人组成的“记者团”。其中有许多人昨天还是国会议员、国务院官员，这两天却摇身一变成了记者。
张彦的《亚非会议日记》有这样一个细节: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作为观察员来参加会议的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三国代表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呼吁会议决定采取适当的措施以结束北非的殖民主义。这时前来采访的西方大国的“记者”们居然对声明提出抗议，称这个声明“太过火”。这些记者中最有名的要数从美国纽约州来的国会议员鲍威尔。当摩洛哥代表说到，摩洛哥人民决不承认法国把在摩洛哥的军事基地转让给美国的协定时，鲍威尔立即“面容失色”。记者招待会不久，这位最近才取得记者身份且并不讳言自己是美国政府观察员的议员先生干脆自己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朱霖为周总理当替身
中国决定派团与会后，国内和驻印尼使馆开始对代表团的行程和安全问题进行部署。就代表团的用车问题，周恩来亲自嘱咐给驻印尼大使黄镇发电，告知不从国内运车到印尼，指示其就地买一辆，只要不是美国车就行，并让黄镇在会前先使用一段时间，避免人未到目标先到。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发生后，中国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安全问题被高度关注。据时任使馆武官茅琛回忆:使馆进行了仔细研究，派人对从雅加达的马腰兰机场到使馆的道路进行几番侦察。代表团专机到达后，使馆专门安排一位副武官在机场看守飞机，寸步不离。
黄镇大使夫人朱霖在采访中讲述了为周总理当替身的经历。4月16日，使馆派出三辆一模一样的轿车到机场迎接周总理。隆重的欢迎仪式后，按原计划周总理坐第一辆车，黄镇和夫人坐第三辆。就在上车前，黄镇向夫人使了一个眼色，示意让她坐第一辆车。朱霖先是一愣，随即明白过来，迅速和一名翻译坐进第一辆车，周总理则坐进第二辆。机场外大街两旁全是欢迎人群，车队走到哪里，哪里就爆发出欢呼声。朱霖想，如果是总理一定会有所表示，于是她将手伸出窗帘，向人群挥手致意。“我想他们把我的手当成总理的手了。”朱霖说。
华侨记者的特殊任务
由于飞机事件没有阻挡住中国代表团，据《印度尼西亚新闻》报道，蒋介石在印度尼西亚的恐怖组织“铁血团”和印尼的武装匪徒互相勾结，准备在亚非会议期间发动破坏和暗杀活动。
为确保代表团的安全，中国驻印尼使馆发动华侨以记者身份担负起保卫周恩来总理和代表团的任务。因为以记者身份便于出入会场，利于保卫工作。一部分友好的印尼记者也志愿担当起中国代表团的保卫任务。
据会议亲历人朱毅说:“这些华侨记者，热情之高，令人感动。他们公开表态:子弹来了，用身体挡；炸弹来了，用人墙堵。”
我们收集资料时发现一张照片，在周总理身边有一个高大的身影，眼睛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经寻访多人我们才得知，他是印尼第一家华人画报《南洋画报》创办人杨永奎先生。在采访中，杨先生的遗孀杨夫人回忆说，那些日子很紧张，杨永奎极少回家；有一次回家时对她说，不要担心，他就是要用自己的身体为周总理挡子弹；叮嘱她如果发生意外，一定要把孩子抚养成人。
杨永奎先生的《南洋画报》报馆曾是雅加达最早升起五星红旗的地方之一。1949年12月27日，荷兰对印尼350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侨居印尼的华侨同印尼人民一样感到光荣和欣喜，杨先生带着员工们怀着无限的喜悦和敬意，在报社旗杆上升起了印尼的红白旗和新中国的五星红旗。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雅加达上空。但此事却引来与地方警察的冲突，在杨先生和其他华侨的据理力争下，警察才惺惺离去。第二天，更多的五星红旗在印尼红白旗的旗海中飘扬起来。
来自中国的声音
会议开始的头两天是各国代表团团长发言。东道主印尼总统苏加诺作了热情洋溢的《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辞，各国代表相继发言，表达和平的愿望，呼吁加强亚非国家合作，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但不久代表的发言中却出现了无端指责中国的声音。
大会的第二天下午，会场内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有很多人甚至站在椅子上，人们等待着倾听中国代表的声音。
美国记者鲍大可这样写道:下午会议开始前半小时，自会议开始以来一直明净如洗的天空突然阴云密布，片刻之间就来了一场倾盆大雨，雷声隆鸣，电光闪闪，震耳眩目，惊心动魄。会议厅屋顶有一处漏雨，水流下来掉在中国代表团座位旁边的桌子上，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不祥的先兆，殊不知恶兆无灵，结果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下午四点轮到周恩来发言。当时的会场鸦雀无声。周恩来身着朴素的灰色中山装，沉稳地走上讲台，发表了那段著名的讲话。
朱霖回忆说:“这个时候忽然觉得凳子都在抖动，我怕出什么事，原来是那些记者拿到了总理的发言稿，又听了他的讲话，踢倒凳子不顾一切往外跑，抢先去发消息。”
周恩来的发言驱散了会场上隆起的乌云，将会议从对立和争吵的边缘拉回到原定的议程上来，为会议定下了和平协商的基调。这篇发言最惊人之处就在于它没有闪电惊雷，周恩来用通情达理、心平气和的态度回答了那些对共产党所作的许多直接或间接的攻击，同时也使全世界进一步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他的谦逊、诚恳以及她对和平的真诚渴望。这篇补充发言是外交史上的经典之作，是高度灵活性和原则性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中美两国间的一次较量
为对亚非国家施加影响，美国政府成立了以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莱西为首的部际工作组，即“亚非会议工作小组”，负责制定美国对亚非会议的应对策略，对亲美的亚非国家做工作，向其提供资料，通过他们来影响会议。麦克阿瑟在1955年1月18日的国务院会议上说，他们将“从我们这儿得到特别的、坚定的指导”。
杜勒斯在1954年12月31日致驻外使领馆的电报中说，国务院意识到“中共可能会把会议当做宣传场所，可能会制造出一种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团结的表象，以及亚洲和非洲的非共产党国家与西方不在一个阵营的表象”。“周恩来具有掌控会议和利用其他人达到自己目的的可怕能力”。助理国务卿想起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所表现出的高超的外交技巧，断言这将是个“受到操纵的会议”，共产党将提出一个或更多的提案，“而没有一个亚洲国家的领导人敢反对，并且很可能使亚洲一些相对缺乏经验的外交官们陷入圈套……”
美国寄希望于亲美国家代表，希望他们在会议期间引起无休止的争论，使会议无果而终。如其所愿，会议上曾一度出现“美国之音”，反共产主义以及新中国对邻邦进行颠覆活动等言论一度使会议走向失败的边缘。但随着会议的进程，这些国家代表后来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态度，一致通过了倡导和平合作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成为会议圆满成功的标志。
黎巴嫩代表、驻美大使马利克会后前往华盛顿，向杜勒斯通报会议情况时，谈到亲西方联盟的瓦解。马利克向杜勒斯坦陈:会议“最重要的结果是共产党中国变得强大了，她赢得了很多朋友和善意，实际上，会议似乎就是为此目的而召开的。”“美国新闻界宣称西方从会议所获甚多也是错误的。结果或许没有那么糟糕，但无论如何共产党中国的崛起对西方来说是一个明显的失败。”
本文导读:
共和国纪事系列文章: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新一代外交家的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活动频繁。五、六十年代，他先后访问过近40个国家。每一回出访，成元功都担负周恩来的护卫任务。
1925年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成元功，1945年至1968年的23年间，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
1955年4月11日，台湾当局特务机关为破坏亚非会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由于周恩来事先改变了路线，改去缅甸坐印度包机幸免于难。
成元功说，这次飞机爆炸事件，令中国方面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非常紧张，印尼方面就打电话来询问:“周恩来在不在飞机上？”杨尚昆当时劝周总理不要去了，太危险了，让陈毅副总理一个人去就行了。但周恩来信心很足地说:“为了更多的国家了解我们中国，我们交更多的朋友，即使发现一点问题也是值得的。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尽管周恩来当时临危不惧，但爆炸事件在成元功的内心敲响了警钟。他丝毫不敢懈怠，要用生命保护好周总理万隆之行的安全。
成元功回忆说，到了仰光以后，下午三点钟去拜会缅甸总理吴努，自己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在车上。突然见茶房把周恩来和陈毅的衣服、鞋子端出来要交给成元功。成元功“一下心里就炸了”，说“这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叫茶房把衣服撂到车上后，成元功、李福坤二人提着手枪冲向会议室，一进大门，见周恩来、陈毅、吴努和奈温还有翻译，都穿着缅甸服装。这时候才得知，周恩来、陈毅被临时请去参加泼水节。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正式开幕。开幕后的第二天，中国代表团一行午饭后正在住地临时休息室休息，大使馆的人员开车赶来，送来一份紧急情报。黄镇大使打开一看就大吃一惊；就给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看，杨一看也是大吃一惊。原来这份急件是一个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写给大使馆的一封告密信。信中说:原
国民党逃亡在印度尼西亚的中下级军官，奉命组成了28人的暗杀队，准备对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采取谋杀行动，事成之后，每人都有奖赏。
成元功说，陈毅一看便说:“娘的，还要搞暗杀，杨奇清你马上开会，代表团全体包括使馆做动员进行严密部署，保证总理安全，人人都要做警卫工作，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杨奇清遂召集开会，决定一是向总理报告，同时向印尼政府提交备忘录；二是加强随身警卫工作。总理同意递交备忘录，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尼政府负责，要求印尼政府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
4月24日，为期七天的亚非会议正式闭幕，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为亚非会议做出了突出贡献，可以说这其中也包含着成元功的一份功劳。在亚非会议期间，他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有时都顾不上吃饭，就这样忘我地确保了周总理在会议期间的安全，立了大功。而在成元功的警卫生涯中，像这样的情况他更是不知经历了多少回。
本文导读:
共和国纪事系列文章:
|
编辑：
谭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