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调整

三年“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的困难局面。1960年9月30日，在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此之前，李富春于8月中下旬对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进行研究时，根据上海会议和北戴河会议精神，特别是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提出应以“调整、巩固、提高”的方针安排经济工作的意见。8月底，周恩来提出，应在“调整、巩固”后面加“充实”两字，从而最初形成了完整的“八字方针的意见。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表明“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随后，相继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这些条例实行后，经济生活中一系列规章制度恢复和建立起来，经济调整有了明显的起色。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也进行了政策的调整。

总之，国民经济调整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使得自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国家财政实现收支平衡，市场商品供应状况缓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也略有上升。而且，在经济调整过程中，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制度，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党在政治上“左”的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而且愈益发展。

精简机构和城市人口

1960年8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第一次提出要大量精减非生产人员，充实生产战线。一个月以后，中央批转了习仲勋《关于中央各部门机构编制情况和精简意见的报告》，并决定成立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由安子文、习仲勋、马文瑞、钱瑛、刘仁组成，安子文任组长，习仲勋任副组长，统一领导精简工作。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但是，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并未根本克服，全会以后，“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仍然执行不力。

1961年5月，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央又一次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周总理作关于粮食问题和压缩城市人口的报告。他说，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如何压法？最重要的方针，就是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我们的职工人数还可以压低，压低并不影响我们的建设，反而可以节约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3个人的饭3个人吃，不要5个人吃。陈云着重讲了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问题。他指出，现在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供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一条，没有别的什么路可走。

西楼会议期间，2月22日，中央书记处正式决定成立中央精简小组。小组由杨尚昆、习仲勋、谢富治、张启龙、马文瑞、章夷白、高云屏、童小鹏8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中央精简小组在中央书记处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处理有关全国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工作中的日常事务，随时向中央反映这方面的情况和问题，研究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原由安子文任组长的中央精简五人小组即行撤销。

经过艰苦努力，到1963年6月，同1961年1月比，全国职工总数减少了1887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国家按时完成了精减城市人口2000万这项攻坚任务，创造了历史的奇迹，为我国平稳度过三年困难时期，为我国工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试行包产到户

“大跃进”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局面，迫使中共领导人思考解决问题的思路。1961年3月，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赴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他就安徽实行“责任田”的问题在华东小组作了发言，引起不同的看法。3月14日上午，他把试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明确答复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

在曾希圣的精心指导下，责任制在安徽推行得十分顺利。1961年7月12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途经蚌埠时，召见了曾希圣。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责任田”实行的情况，并对“责任田”和“评工记分”这两种办法作了对比，强调“责任田”较之“评工记分”更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有利于增产。毛泽东听后，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

此后，对于包产到户责任制“是”与“非”的争论暂时停了下来，“责任田”的推行速度大大加快。1961年8月中旬，安徽全省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生产队猛增到占全省总数的70.8%，到年底己达90.1％。

由于包产到户责任制符合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适应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因而仅仅实行了一年就大见成效。1961年安徽全省粮食总产量实际上达到900多万吨。由于粮食丰收，征购任务超额完成，农民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没有了，群众称赞“责任田”为“救命田”。

1962年2月，曾希圣在安徽搞的“责任田”被宣布为犯了“方向性”错误，曾希圣为此作了检查。同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批判“单干风”时，指名批评曾希圣是“代表富裕中农利益”。这最终宣布了承包责任制的夭折。

“工业七十条”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为了切实执行这个方针，系统解决工业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邓小平领导和组织中央书记处、国家计委、国家经委派出11个工作组，分别到北京、上海、天津、山西、吉林等地的工矿企业进行调查。

7月26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了东北工业企业的情况，提出企业要整顿，要起草一部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并且让薄一波具体负责起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8月11至14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连续举行四天会议，对薄一波写出的条例草稿逐条讨论，最后归纳为七十条，简称“工业七十条”。

“工业七十条”针对“大跃进”出现的不讲究经济核算，工资、奖励制度上存在平均主义，以及党委包揽企业的日常行政事务等等种种弊端，以及生产秩序混乱，瞎指挥、乱操作，设备损坏严重，经济效果很差等问题，明确规定了国营工业企业的性质和基本任务，重新肯定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要求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强调计划管理、按劳分配、企业经济效果和职工物质利益等项原则。这个条例草案的讨论和试行，对于总结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贯彻执行当时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促进我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石建国 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