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

三线地区，是1964年至1978年，由中国大陆的国境线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向内地收缩，划三道线形成的地区。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三线地区基本上就是不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的中国中西部内地。

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威胁中国北部安全。中国南部，美国不断扩大侵越战争规模，矛头直指中国。同时，蒋介石台湾政权叫嚣反攻大陆，威胁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全，国际环境的长期紧张，使得毛泽东对没有战略后方国家经济布局产生了担忧。

1964年8月17日和20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第一线能搬迁的项目要搬，明后年不能见效的项目一律缩小规模。于是，中国“三五”计划指导思想发生变化，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确立。

同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三线建设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从此，中央把经济建设的重点转移到三线建设上来了。

1964年到1978年，在中国中西部的十三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称为三线建设。它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略部署，对以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办“托拉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习并采取了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这种经济管理模式对于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人力于重点工程建设，全面医治战争创伤，发挥了巨大作用，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明显，管理多头多级、政出多门，用行政办法管理工业等等，严重束缚着经济的发展。1958年的放权改革因受“大跃进”的影响，引发了全国工业的散乱局面。1960年后，下放的权力又被收回中央。

为了跳出工业收放循环，从根本上解决“散”的问题，中央于1960年前后讨论了试办托拉斯问题，准备做一次经济体制改革尝试。1963年，国家经济开始好转，改革旧体制，试办托拉斯的尝试逐渐展开。1964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原则同意并批转了国家经委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报告》确定了1964年中央各部试办的第一批托拉斯名单，共有12个，分属烟草、盐业、医药、橡胶、铝业、汽车、纺织机械、地质机械仪器等十二个行业。

托拉斯组建完毕开始运转后，立即呈现出巨大的活力，各个托拉斯企业捷报频传。在中央办托拉斯的同时，一些省、市也试办了一些地方管理的托拉斯，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20世纪 60年代我国试办托拉斯也是存在各种问题和矛盾。当时的问题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二是托拉斯内部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的矛盾，三是试办托拉斯与当时经济管理体制的矛盾。其中，尤以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最为突出。1965年5月10日至6月1日，国家经委党组召开了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提出区分中央办、地方办托拉斯的行业，照顾地方利益，维持好原协作关系等措施。

在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试图借用西方托拉斯组织的管理经验，对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由于“左”的思想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得这一有益的尝试被迫终止。

毛泽东“626指示”（关于医疗下乡）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发表了如下谈话:“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遵照毛泽东“6.26指示”，此后大批医疗专业人员下放至农村，与此同时，依循政策导向所培训的赤脚医生也积极贯彻以“预防为主”的方针，除了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更降低了传染病的流行， 减少了疾病的发生率及死亡率，使原本医疗资源“重城市轻乡镇”的情形也因政策导向出现了转变。中国农村广泛地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 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以“赤脚医生”为标志的村卫生员在使农民便捷地获得村级卫生服务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石建国 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