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

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次召开全国政协会议，与上一次全国政协会议相隔已有13年。出席这次政协会议的委员有1862人。他们当中除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外，有各爱国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的代表；有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界人士；有各民族的代表；有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的代表；有台湾省籍同胞的代表和港澳同胞、归国侨胞代表和其他有代表性的人士。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人民政政协会议章程》和决议，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政协主席，乌兰夫、韦国清等22人为副主席。这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政协恢复了重建，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由于其取得的成果和特殊背景，而时常引起后人的关注。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达3456人。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聂荣臻、刘伯承等20人为副委员长，姬鹏飞兼秘书长，委员175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会议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提议，决定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为副总理，决定了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会议选举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从最高领导人员的构成上看，一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会议取得的另一个巨大成果是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

1978年3月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6000人出席，盛况空前。代表中，来自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厂、农村、部队、医院的科技人员3478人，占代表总数的62.3%。其中，副研究员、副教授、副总工程师以上的有近千人。开幕大会由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号召大家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华国锋作《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闭幕会上宣读了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大会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表彰了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

大会对改革开放的影响既重且深，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4、《工业三十条》

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三十条》)，发到各工业管理机关、各工交企业试行。《工业三十条》规定，国营工业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和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并分别明确了企业党委和职工代表大会的职责。这个文件下达后，各地抓紧进行整顿企业的工作，使一批重点企业较快地改变了面貌。《工业三十条》指导了工交领域拨乱反正，从而推动了中国工业的改革和发展，成为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新开端。

5、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发动之前，经济学界开始了以按劳分配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大讨论。大讨论始于1977年2月，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

在讨论过程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研究》等报刊从1977年年中开始，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把经济学界的讨论引向了社会。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将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以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理论大讨论共举行了七次研讨会，至少有两千人次以上的理论工作者参加研讨。研讨成果先后编辑成《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关于按劳分配问题》、《论按劳分配》、《建国以来按劳分配论文选》等文集出版。

6、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文章遭到了严厉的指责。在激烈的反对声中，理论工作者又在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关于真理的标准》的文章。在罗瑞卿的支持下，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民日报》给予转载。但指责批评仍在继续。在这个关键时刻，7月21日和22日，邓小平分别找中宣部长和中组部长谈话，对这场思想解放表示明确的支持。9月10日《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一文，《人民日报》9月25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光明日报》、《解放军报》9月26日转载。这一系列的文章直指“两个凡是”的要害，从哲学层面上讨论解决党内的路线分歧，在全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实质上是一场呼唤社会主义新时期伟大变革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巨变的先导。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意识和执政意识的新觉醒，为党和国家进行拨乱反正、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7、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1978年4月27日～6月6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召集，主要任务是，研究确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这次会议有军以上单位的政治委员或政治部主任等383人参加。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到会讲话。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在会上作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报告。6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政治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邓小平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国内正在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谈到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指出，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要搞好各方面的整顿，恢复政治工作的职能、作用和威信，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会议讨论和修改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条例、干部服役条例三个文稿。

8、《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从1974年11月起，中国和日本就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开始谈判。1978年8月12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华国锋、邓小平、廖承志出席，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国外务大臣园田分别代表本国在条约上签字。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史上的又一件大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共五条，其基本内容是，确认《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缔约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确定彼此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愿意继续为开展经济和文化合作，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缔约双方还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或其他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条约有效期十年。8月16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项条约。10月16日、18日、28日，日本的众议院、参议院、日本政府分别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邓小平应邀访日，两国在东京交换了条约的批准书，《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赢得了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9、邓小平发表“北方谈话”

“北方谈话”是相对于邓小平1992年在深圳等地的“南方谈话”而言的，是指1978年9月13～20日，邓小平出访朝鲜归国，先后视察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之后又经停唐山、天津，所到之处发表的重要谈话。

“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1，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要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2，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3，我国体制存在很大的弊端，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加大地方权力，特别是企业权力，要讲责任制；按劳分配，增加收入，刺激经济发展；精简机构，发展服务行业安置劳动力；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要到发达国家看看，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等等。“北方谈话”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在历史大转折前夕的理论思考，对这一转折时刻的到来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10、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90人。

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会议作了充分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主要体现在:1、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了根本的指导思想。2、会议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3、会议提出了要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全面改革开放战略方针的开端。4、会议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5、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会议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6、会议给已经查清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并提出要继续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7、会议提出科学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强调要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8、会议研究了国际战略，确定了外交方针。9、会议确定了祖国统一的新方针。10、恢复和确定了正确的组织路线。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为贯彻执行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奠定了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期，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篇章，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11、中美建交

1978年12月16日，中国和美国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联合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公报说: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双方认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公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将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中国和美国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中美建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12、城市改革的试点

1978年开始的城市改革试点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1978年10月，四川就开始在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等六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不久，试点企业扩大到100个企业。1979年5月，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等6个部门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都钢铁公司等8个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第二，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1980年起，开始实行新的财政体制。主要作法是:北京、上海、天津仍实行统收统支；江苏省实行“比例包干”；广东省、福建省分别实行“定额上交”和“定额补贴”；云南、贵州、青海3省和新疆、宁夏、内蒙古、西藏、广西5个民族自治区实行特殊照顾（中央补助的数额每年递增10％）；其余15个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办法，一定5年不变。第三，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鼓励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中央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从1978年到1982年，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这对繁荣经济，活跃市场，扩大就业门路，增加服务网点，方便群众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上述三个方面的改革试点，使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可以说既为今后的改革积累了经验，又为改革的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13、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突破口

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长期以来被当作“资本主义”进行过严厉的批判。

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将全村土地按人口承包到户，国家和公社大队的摊派任务分包到户完成，剩余的全归个人，即“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几乎与此同时，四川省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等责任制。这一作法得到两省领导的支持。

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把生产队的统一经营与家庭的分户经营结合起来，把农民的切身利益同产量密切联系起来，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和干活大呼隆、瞎指挥的弊病，有利于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由于联产承包，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由单纯的劳动者变为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变为真正的主人翁，受到农民的欢迎。联产承包也遇到巨大阻力。邓小平、陈云等人给予支持，1980年9月，中央发出文件，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随后几年时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开。解决了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推动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 （陈述 张传能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