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大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到会的代表有1510名，代表着全国3500多万党员。

这次大会，是在揭批江青集团进一步深入，各方面工作得以恢复和整顿，广大群众渴望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拨乱反正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共有3项议程:（1）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2）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3）选举中央委员会。

华国锋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叶剑英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大会经过分组讨论，通过了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201人，候补委员132人。邓小平为大会致闭幕词，强调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主席为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努力开创新的政治局面。

这次大会总结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但这次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因而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邓小平恢复职务

粉碎“四人帮”后，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被打倒的邓小平，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人物”。当时，党内外都期待邓小平能够早日复出。

对党内外的呼声，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没有置之不理。他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为了不给国内外敌对势力造成所谓政变的口实，避免大的波动，他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即采取“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解决办法。1976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

当时，在党内主抓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的支持和授意下，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社论却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对毛泽东生前的决策和指示拒绝作任何分析的观点的出现，说明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也给邓小平复出制造了障碍。

“两个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批评“两个凡是”。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志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在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和华国锋的支持下，邓小平的复出提升了日程。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从而正式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样，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之后，形成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领导层。

恢复高考

1977年8月4日至8日，正式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8月6日下午，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在此之前，教育部以“来不及改变”为由，决定仍然维持“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办法，并刚刚将方案送出上报中央。这引起了与会者的反对，纷纷揭露这种办法的弊病，并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当年招生时间。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他要求教育部立即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拍板决定当年就恢复高考，并要教育部追回上午刚送出的给国务院的报告。邓小平亲自修改了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关于招生的条件，主要抓两条: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由于邓小平的果断拍板，10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文件；10月中旬，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 7年高校招生的意见，恢复全国统一考试，凡是工人、农民、知青、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考。

1977年12月10日，中国570万考生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虽然按当时的条件，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高考的恢复却激活了成千上万的人的大学梦，促使他们重新拿起书本。恢复高考是在结束“文革”后，在中国老百姓中引起巨大反响的第一件大事。 （石建国 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