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改革争论发生后，有经济学家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称：中国经济学界面临1992年来的最大分歧。

2004年11月20日，老专家喻权域见到郎咸平。喻权域对他说：“大量国企被贱价出卖、转让给私人这件事，关系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你郎教授从国外回来，不熟悉国内地形，练腿脚时偶然踢开了盖子，使讨论公开化、扩大化，形成了一场‘旋风’。只可惜这场旋风来得太晚了。”

“我匆匆讲完这些话，郎咸平教授就告别而去，至今没有机会和他再见面。”喻权域后来回忆。

2005年上半年，“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反思改革”观点开始流传，7月份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部一份“医改基本不成功”的报告将反思医疗改革的浪潮推向高潮。为此，国家发改委开了一个内部的推动改革会，下决心继续推动改革。

谁也没想到，7月顾雏军被证监会和公安部联合拘捕，郎顾之争转瞬间尘埃落定。

82岁高龄的经济学家刘国光于7月15日在网上发表“和教育部社科中心青年人的谈话”，强烈批评当前西方经济学占据国内经济学主流的局面。

2005年3月24日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刘国光和吴敬琏共同获奖。刘国光说：“有人认为，现在尘埃已经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不再时兴了。我不完全这样看。计划经济在前苏联、在中国，还是起过光辉历史作用的。”

去年10月，高尚全发表文章《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中国改革》，指出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说，“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排除干扰，千万不能因为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否定改革，千万不要上当，否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作为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主要倡导者，吴敬琏和高尚全一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2005年11月25日，《向富人开枪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后果——吴敬琏、高尚全、江平、许小年四人谈》在《财经》杂志刊出。

网络广泛参与，观点都摆在阳光下

互联网在改革论争中扮演了极其特别的角色。由于公众在网络上的广泛参与，这场原本局限于学界内部的改革争论直接扩展成为一场社会公众参与，对于医疗、教育、住房改革等社会问题和改革开放方向的大讨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质疑物权法草案“违宪”的公开信一方面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另一方面通过教育部社科中心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后物权法暂缓出台。

而各种言论在论战中陆续登场，一位在北大旁听的学生周某向中央领导写信，坚决否定产权改革，称国有企业被一帮别有用心的披着“学者外衣”面目的特务、骗子和帮办不遗余力地丑化和扼杀。

网上最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民间文革派”的出场。

网民李宪源称杨帆为“资产阶级走狗”，说他和张维迎本来就是一伙的。“秋实客”有一段时间经常到网站乌有之乡书吧去做讲座，为“四人帮”喊冤。

“非主流学者”有意识地与这些人划清界限。杨帆自去年国庆节起，提出对两股“极左”思潮进行批判。

后退还是前进，已有答案

当改革争论成为意识形态争论，对改革公平的追问便迅速转化成对整个改革开放的质疑。“真假问题”的纠缠中，有人大声疾呼，有人真诚捍卫，有人混水摸鱼，争论陷入前所未有的复杂境地。

许多人对此深感忧虑。一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改革不可动摇》出现在《财经》杂志上，上世纪90年代初第二次改革争论中以“皇甫平”系列评论声名大振的《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周瑞金再次出马，在新年引起很大舆论反应。

2月11日，吴敬琏参加经济学家50人论坛，发表题为《反思过去25年的改革，明确21世纪前进的方向》的讲话，对改革的问题进行反思，并呼吁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他正言，现在改革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反对，有人要否定改革。

吴敬琏的反思，被认为是他“开始反省”了。

“其实，说吴敬琏没有反思是不对的。”一位了解吴敬琏的青年学者说，“吴敬琏自1988年起一直在反思市场化改革，在反思上批评者是没资格和他比的。但反思不是反省。”

2月14日，在北京的一个重要的形势分析会上，高尚全提出，要坚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分左派右派。他建议，“关键时刻，中央最高领导应该出来说话。”

今年2月下旬，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主办方同时请来了杨帆和张维迎。“老对手”见面握手，杨帆说，“对不起，骂你骂了几年。”张维迎同样笑脸相迎，“骂得好，骂得好。”

“这场争论的内容是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张春霖对本报记者说。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认为，“改革派在争论中暴露的问题是，都没有过早地举起社会公正的旗帜，反而背起了改革负面影响的黑锅，吞吞吐吐，失去和公众对话的大好机会。”

“公众对‘市场化’和‘市场机制’概念的误读，在对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的抨击中沿续，部分造成了对改革开放的误解，在争论中被继续放大。”一位经济学家说。

在杨继绳看来，争论的实质是“利益之争”，特别是牵涉到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在里面。这与杨帆的看法一致，杨帆也认为，“这次争论的关键，是改革近30年的利益调整问题。”

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争论关键性的认知差异在于，一方认为问题是由于市场化改革所致，因此必须全面后转；而另一方认为，这是改革不彻底、不配套所致，因此必须加速推进改革，方向不能动摇。□本报记者 李 梁 □实习生 许桐珲

编辑： 李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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