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到2006年“第三次改革论争”始末

3月14日上午，“两会”新闻发布会现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开场白中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他谈到20个字，“知难不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永不退缩，不言失败”。

一周前的3月6日，一篇新华社消息贴到了各大网站的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明确表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定和信心。”字字铿锵有力，各媒体纷纷转载。

中央最高层两次高调谈论改革，在很多人看来，针对的是自2004年起社会上关于改革问题和方向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由国企产权改革发端，从经济学界迅速扩展到整个学界，并通过网络等媒介，上升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一场关于改革开放何处去的大讨论。

舆论普遍认为，这次大讨论是继1982年到1984年的第一次大争论、1989年到1992年第二次大争论之后的“第三次改革争论”。

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争论全面走向公开，化为全社会的一次反思，并引起海外对中国改革方向和力度的争论和解读。

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次有益的争论，当真理和误解都暴露在阳光下时，社会发展的前路逐渐清晰。

“郎旋风”不期而至

2004年8月，香港教授郎咸平就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炮轰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拉开了这次改革争论的大幕。

出生台北、留学美国的郎咸平，风格与内地学者迥然不同，他放言无忌，如“国企改革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并对内地主流经济学家进行了高调批评。

郎咸平的刺激性言论拨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引起他们对10年来国企改革、腐败和贫富分化等严重社会问题的强烈共鸣。一时间，长期在聚光灯下、力主国企产权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被公众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

也许是准备不足，也许是不屑于和郎咸平争论，支持国企产权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基本没有回应，被媒体批为“集体失语”。

而长期与“主流经济学家”论战的另一些经济学家（他们自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家”，以示区别）群体，反应迅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在媒体的穿针引线下，于8月28日举行一场座谈会，公开回应并支持郎咸平。

“这次郎顾论战，正好为我们提供了机会。” “非主流”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说。

当天到位的“反方”代表除张文魁外，其他人均未到会。“反方”国资委宏观部部长赵晓不参加会议，但写了发言稿，批评郎咸平不了解中国情况，“好像一头公牛闯进了瓷器店”。

北京“非主流学者”的“激将”非常有效。8月28日当晚，“主流经济学家”代表人物、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在深圳出席一次座谈会时，针对郎咸平观点作出系统回应，称“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争论在9月继续升级，双方人马不断加入。9月13日，非主流学者眼中的“主流派”——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和林毅夫分别接受媒体专访，反驳郎咸平的观点。而左大培、丁冰、程恩富等10名“非主流派”教授则联合发表“产权改革风向不能错”的声明，公开声援郎咸平。

被认为“替穷人说话”的郎咸平，得到了网络舆论几乎一致的声援。搜狐等网站民意调查表明，支持郎咸平的网民约占90％，而支持张维迎的仅有5％左右。

9月底，国资委首次明确表态，称“实施管理层收购并控股，与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股份制改革的方向不相符合”。

进入10月份，拉锯战继续进行。但网络舆论一边倒的态势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深感忧虑，认为应继续推进改革。随后，中央工作会议将2005年定位为“改革年”，指出着力推进改革，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郎顾之争尘埃落定之后

“非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和“主流经济学家”分道扬镳？

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经济学者开始分化。杨帆说，我们在80年代大多数都一起搞改革开放，后来被他们一步步封杀。

左大培很早就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给学员们上课，但“他们举行的改革论坛，几乎从来没有请我参加过”。他有时候也应邀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但很少有机会发言。通常会议主办者都会告诉他们：“我们这里有学术规范，不能随便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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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李增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