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难点：多年来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领导已经很习惯于“依靠权力来发展”，而不怎么太习惯于“用科学来发展”，一些领导还是习惯于用“政治思维”、“政治领导”的模式去管理社会，动不动就用“政治运动”或用“不是运动的运动”的方式去求“发展”，所以发展往往是“一窝风”，往往是赶挤一条“独木桥”，既违背经济规律，也脱离本地、本部门实际。的确是这样，“依靠权力来发展”是多么地简单、方便，“效率”亦是高得多，“第一把手”的一个指令下去，你执行也得执行，不执行也得执行，一些地区、部门、领域的发展基本上是围着某些“领导意志”的指挥棒转……想一想我们发展的历史，计划经济时代就不用说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农村圈地运动”、“国营中小企业的改制运动”、“城市拆迁运动”等等，都浓浓地烙上了“依靠权力来发展”的痕迹……所以，这个“用权力来发展”在我们的官场是很有“传统”、很有“势力”的，甚至带有某种“根深蒂固的惯性”的，要让广大领导一下子从“依靠权力来发展”转变成“用科学来发展”，没有一个“较长的痛苦过程”是无论如何不行的。

第二个难点：多年来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领导已经很习惯于“粗旷式发展”的模式了，他们信仰的、执行的就是“GDP万岁”。是啊，“粗旷式发展”对我们的一些急功近利的领导来说，太容易“立竿见影”的了，只要将“GDP”搞上去，什么资源不资源的，什么能耗不能耗的，什么污染不污染的，什么要考虑子孙利益不利益的，都是统统不会予以考虑的，只要我地方上的“GDP”搞了上去，我的“政绩”出来了，我就有“发言权”、“话语权”的了，说话可以“气壮山河”，我也可以成为“重量级议员”了，也不会在他人面前“低人一等”了，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自己的仕途亦有“保证”的了。然而，对那个“用科学来发展”呢？事情就要麻烦得多了，资源问题、能源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子孙后代问题等等，都会像“镣铐”似地捆绑住手脚，动弹不得，所以若是要让众多的领导进行“自愿选择””的话，更多的领导是会情不自禁地选择“粗旷式发展”的，对他们来说，发展模式的改变的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第三个难点：多年来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领导已经很习惯于领导“听话的人才”，而很不习惯那些“不听话的、有自己主见的、富有创造性的人才”。的确，改革开放以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经深入人心了，人们亦越来越认识到人才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必须要看到的是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官本位”思想很是严重的社会，人才的衡量、评价、使用往往因此而被打上一个严重的折扣，譬如，与地方领导的发展思想保持一致的人才才能算是人才，能坚决按照领导思想办事的人才才算是人才，至于那些有自己创造性思想的、能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地方领导发展问题的人才就不怎么算是人才，有的甚至被长期打入“冷宫”，正因为人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没有发现、使用真正的人才，才使一些地区的发展“走火入魔”，才使一些地区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凸显。也正因为这一点，五中全会用了整整一段来论述来论证用了整整一段来论述来论证了“发展科技教育和壮大人才队伍，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的思想。在这个问题我们有不少领导真还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第四个难点：因为在“利益至上”、“利益绝对化”占有很大市场的社会氛围下，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有一些地方、领域、部门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腐败利益集团”已经抢占了“利益的制高点”，社会的发展已经有点儿偏离了“科学的轨道”，社会在一些方面已经很不和谐了，要想让它立即回到“科学发展的轨道”，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一些领导干部来说，如果不能将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是“以官位为本”，热衷于搞一些与自己官位升迁捆绑在一起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那么，他们肯定是贯彻不好“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如果还是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山高皇帝远，不服天朝管”的心态漠视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呼声，甚至用权力“剥夺”群众的正当利益，那么，他们肯定是贯彻不好“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

正因为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在一些地区、部门、领域出现的是口头上的“以人为本”，是口头上的“科学发展观”，是口头上的“和谐社会论”，而不是实际行动上的“以人为本”，实际行动上的“科学发展观”和实际行动上的“和谐社会论”。

总之，贯彻、实施执行“胡温新政”的确要有一个过程。

怎样才能实施“胡温新政”？

当前在一些地方、部门、领域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的过程中经常出现“中间梗阻”现象，中央的政令就是出不了中南海，一到地方就要打折扣，与中央保持一致只是一些地方领导的“口头上的政治行为”，与“现实的具体执政行为”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所以，“地方保护主义”的势力抬头了，在一些地方为实现“独立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独立要求”抬头了，一些地方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出现“诸侯经济”、“条块经济”）的做法抬头了，敢于对中央精神“层层截留”，敢于对中央政策“曲解规则”，敢于对中央文件下达所谓“补充文件”，敢于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改头换面”……所以，为了实施“胡温新政”，我认为，在社会发生急剧转型的今天，最为重要的如何强化中央的权威，一定要记住邓小平同志以下这两段话：“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所以，这个问题要当大问题来抓；一定要改变过去我们社会在强化中央权威问题上“重思想”和“轻经济”的倾向，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今社会，作为强化中央权威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就必须狠抓经济领域中的“离经叛道”现象，解决中央政令不通畅的“贯彻危机”。这是我所要说的怎样才能实施“胡温新政”的第一要点。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要在继续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这段话讲得非常深刻，非常重要，非常符合实际，因而非常得人心。为什么？因为当务之急就是要高举“维护社会公平”的大旗，这个问题不解决，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就是空的。为什么？因为如今的突出矛盾就是在一些地方，“公平和公正”被抛弃了，只要“效率”不要“公平”，广大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农民和工人的利益）被严重侵害，相当部分的“改革的利益”流向了富豪层、贪官污吏的口袋里去了，它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贫富差距扩大”，就是“两极分化”问题越来越显性化。据一些专家的研究，中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而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据国家统计局披露的信息，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储户手里。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报告还指出：在我国农民收入增加6.8%的同期，全国居民收入增加了7.7%。差距竟然还在增大！2003年，中国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1∶1，到2004年，最富与最穷人群的收入比例是9.5∶1，不但城乡差距拉大，城市里的贫富差距也在继续拉大……总之，“维护社会公平”这面大旗能不能高举，的确是关系到“胡温新政”能不能顺利实施的大问题。这是我所要说的怎样才能实施“胡温新政”的第二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