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小平主导的胡（耀邦）赵体制开始，中经江朱体制，直到今天胡温体制的确立，26年的改革有其非常具体的历史任务，有其鲜明的时代性。改革起于“文革”结束之时（它的前奏则可以推到“文革”末期邓小平开展的一系列“整顿”运动），它的直接的迫切的时代任务是克服“文革”给中国造成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挽救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经济面临崩溃的局面。这种局面确乎非常严峻，用邓小平当年经常慨叹的的话说就是“积重难返”。“四人帮”被擒，“文革”结束，接着经历了它的余波（华国锋时期），都还处于危机的震荡期。以1977年邓小平正式复出为标志，由于他的巨大威望以及他和他最得力的助手们（胡耀邦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举措、思想举措（“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大讨论等等），基本顺利地、相当迅速地消弭了“文革”造成的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相比较，当时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经济千疮百孔，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状况。这是经济体制改革成为首要任务，并且在维护现体制的情况下仍能取得巨大成就的时代原因，也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改革精英不负众望、克服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酿成的中共合法性危机，重新收拾民心、迅速取得政治合法性的基本途径。换言之，邓小平之所以在民众心目中拥有那么崇高的地位，成为文革末期乃至文革结束后克服中国面临的严重危机的象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救星”，就是因为他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一直是个务实的领导人（著名的“猫论”传颂多年，“文革”的批判却使之越批越香），一直是个卓有成效的“经济派”。由他来提出和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事业，顺理成章，十分自然，非常符合他的性格逻辑和政治信念。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江泽民参照邓小平模式以普通党员身份执掌中央军委，固然是一种维护政治稳定、保持政策连续性的非常举措，但从邓到江采用这种做法，恰好意味着中国的（狭义）改革态势还没有进入最后完成阶段，意味着政治体制的改革仍任重道远，意味着江朱体制必然要将完成改革大业的重任交付胡温体制。③

中共十六大召开，确立胡温体制，标志着狭义的中国改革进入了它的第四个、也即最后一个阶段，是为改革的攻坚阶段与完成阶段。一方面，“文革”后由于特定时代需要而掀起的改革运动——克服建国以来特别是从1957年开始直到“文革”使国家陷于崩溃状态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与经济危机，使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狭义改革，以市场化取向的成功、法治社会的初步建立、翻两番的跨越式发展、人均收入突破一千美元大关与加入WTO为标志，已进入最后完成阶段。另方面，正因为狭义改革进入最后完成阶段，也就面临着具有总决战意味的更加艰巨的攻坚任务。我们说改革已到攻坚阶段，有这样互相联系的两层意思：其一，改革的课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入体制核心；其二，改革的任务越来越艰巨，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多样化。胡温体制固然继承了改革的巨大成果，但他们也担负了改革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所带来的更加复杂而困难的问题。

三、“以人为本”的改革前景

胡温体制面临的狭义改革的任务，主要是解决其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所暴露的深层次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如政企难分、官本位严重、市场化取向不彻底、粗放型增长模式、肆无忌惮的地方保护主义、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的农业新危机、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不断扩大的贫富悬殊、日益恶化的就业问题、愈演愈烈的腐败、犯罪率特别是恶性犯罪率上升、法治的严重缺失、社会道德水平的低下……等等。这些问题或在改革过程中一直存在并逐渐恶化，或为新近暴露的问题，显然大都来自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协调、不配套。胡温体制对这些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如发展速度问题，胡温体制确立伊始，2003年在SARS肆虐的严重干扰下，GDP仍获得了惊人的增幅，达到了9.1%。但胡温体制没有陶醉于高增长率，他们更加关注确乎是更根本、更重要的增长方式问题。支持高增长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引起了胡温体制的忧虑。适如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指出的那样：我国还没有完全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十多倍，但是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了四十多倍，每增加一亿元GDP需要的投资高达五亿元。2003年，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合五十亿吨，其中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为世界消费总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的4%。①为了解决粗放型高增长隐含的资源浪费危机、环境生态危机、短期效应危机等，胡温体制毅然决然地将2004年GDP增长率降至7%。这种不盲目崇拜增长率的务实精神和清醒态度，是胡温体制值得称道的政治风范，也是改革最后完成攻坚阶段艰巨任务的政治保证。

胡温体制对发展速度的大胆调整显然出自对“科学发展观”的倡导。“科学发展观”由胡锦涛在2003年8、9月间视察江西时提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列入《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它的正式表述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公平的发展观、人性化的发展观。胡温体制提出这一治国方略，是将市场化的效率与人道的诉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改革的新的时代基础上重新统一起来、协调起来。这自然是总结了改革全部经验和教训的健康的、合理的发展要求，是改革走向成熟期、完成期的政治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