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水稻已经有了婆家––––中化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中国种子集团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玺 | 北京报道

有媒体称，在沃尔玛长沙市黄兴南路店、中百仓储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路店检测出有转基因大米在售，四川成都伊藤洋华堂超市双楠店则在出售未经国家认可产地的转基因木瓜。

这已经是转基因水稻第二次在市场上被发现。

同日，农业部重申:批准发放两种转基因抗虫水稻安全证书并不等于就允许商业化生产。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

转基因粮食商业化的背后，存在怎样的利益链条？

转基因商业化压力和诱惑

近年来，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呈现直线上升趋势。

据国际农业应用服务组织(ISAAA)发布的报告，全球生物技术第一个14年(1996~2009)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由产业发展的初期1996年170万公顷上升到2009年1.34亿公顷，是当时的79倍。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由最初的6个增加到25个。

“这一直线上升，伴随着对转基因安全的激烈争议。”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黄大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个趋势不仅不会逆转，而且将会更加迅猛。

在转基因作物全球提速的压力之下，中国––––全球最大谷物市场的大门，逐渐向转基因技术敞开。

“10年前我们只是在棉花一种作物上和一家公司打遭遇战，今天是在整个转基因作物育种领域和数家跨国公司较量。”黄大昉说，中国目前在转基因技术发展上面临很大压力。

“出于粮食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国家需要加快发展玉米生产，我认为这是放行转基因玉米安全认证的主要背景。”农业部农业研究中心研究员习银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有研究预测，到2020年，我国玉米需求量将超过2亿吨，但产量只有1.7亿~1.8亿吨，供需缺口在2000万吨以上。”

迹象在2008年就已显现。当年4月，农业部为修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进行调研；9月美国《科学》杂志首次在中国为一篇封面报道举行新闻发布会，力推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所所长吴孔明及其团队关于转基因抗虫棉的研究成果。

“这是个中国套娃，打开一个还有一个，最核心的娃娃藏在最里面。”业内对这一系列信息这样解读。“中国认可并开放转基因育种市场，指日可待。”

几个月后，一家跨国公司前总裁在北京召开的一个种业精英会场上一语道破了“最核心的娃娃”。

国际农业应用服务组织(ISAAA)报告预计，2010年全球转基因种子的市场价值预计超过110亿美元。

2009年，转基因种子市场的全球价值已经达到105亿美元。其中，53亿来自转基因玉米，39亿来自转基因大豆，11亿来自转基因棉花，占比最小的转基因油菜价值也达到了3亿美元。

作为全球第一大水稻生产和消费国、第二大玉米消费国，中国转基因作物市场犹如一座等待开掘的金矿。

“目前我们抗虫棉花年效益是77亿元，如果40%面积种植植酸酶玉米，我们可以创造135亿元的效益，如果40%面积种植抗虫水稻可以达到360亿元，效益非常显著。”一位转基因专家对本刊记者说。

“转基因水稻、玉米商业化生产和棉花不同，竞争会更加激烈，它们的品种专利权受到国家保护，私繁滥制受到限制，更主要的是它们是杂交作物，农民无法自己留种子，需要每年购买。”杜邦先锋前中国区总裁刘石说。

据业内测算，中国每年的玉米用种量在10亿公斤左右，市场份额为100亿元。

转基因大鳄

水稻作为中国人的主粮，广阔的种植面积、巨大的消费市场，激起了外界对商业化后财富的联想。谁会抓住转基因水稻这颗“金种子”？

2009年12月1日，“中国种业第一股”的丰乐种业上涨7.37%。两日后，涨停。登海种业、敦煌种业和隆平高科等相关种业股票也以大涨回应两种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获农业部批准的消息。

早在2004年，丰乐公告称:本公司决定与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福建省农科院共同组建中科丰乐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开发抗虫转基因杂交水稻新品种。该公司总股本3000万元，中科院遗传所和福建省农科院以相关技术、品种等无形资产出资入股，分别占总股本的18%和17%。丰乐因此获得“转基因水稻第一股”称谓。

“我们现在和丰乐不存在合作。”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副所长朱祯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朱祯是一种抗虫转基因水稻品种的研发者。该品种和华中农业大学的“Bt汕优63”等品种被认为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突破点”––––有望获批商业化生产。2004年由他牵头研发的一个品种也提交农业部申请商业化生产。

没有合作的原因，朱祯没有细说。但他对本刊记者强调，“如果品种获批推广，不是一个公司能完成的，一个公司的能力是有限的。”

“我国有8000多家种子企业，做育种的不到100家，绝大多数只能称之为销售公司。”东方艾格农业咨询有限公司首席分析师黄德均说。

“产业化面临很多困难，最大的问题是体制，生物育种或者说转基因的产业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尽管在抗虫棉上进行了尝试，但毕竟是个案。农业上大的公司不多，种业的上市公司有8家，但投资额、销售额、利润、市场份额都有限，即便像隆平高科等，支撑它的也不完全不是种子，还要搞房地产。产学研结合的，还没建立起来。”黄大昉对本刊记者说。

“只有在常规和杂交水稻的研发和销售方面已经具备多年经验的公司，才有可能抓住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的机遇。”一直参与专项方案起草工作的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室主任黄季焜说。

“我们希望国家的企业来做产业化，国家企业便于管理和规范。”全程参与了已获得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的两项转基因水稻研发团队成员、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教授林拥军曾对媒体表示。

“转基因水稻已经有了婆家，现在获批的是由中国种子集团来做。它主营就是种子，已和华中农业大学那边签订了协议。具体合作的情况没有披露，但我们的会议他都来参加。”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一位专家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

中国种子集团是1978年在原农业部种子局基础上成立的种子公司，2007年6月并入中化集团公司，成为其全资子公司。

重组之后的中国种子集团从种业集团领头羊地位一路下滑，被隆平高科、丰乐、登海反超。“中种业绩下滑是因为中化是以贸易起家的，对种业的研发、试验、成果推广和应用并不擅长，也不愿投入研发经费。”一位种业人士介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