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金和权力的媾和

在袍哥传统和码头文化交融的重庆，各种建立在金钱、亲情和友情之上的社会关系，在这座人口密度名列全国前茅的城市里，被紧密地织成一张网。

时间再倒回到本世纪初——那个时候，大佬们的江湖还远远没成气候，陈明亮最大的生意还是夜总会，陈坤志则被清除出公安局，而王天伦仍在乡下杀猪。

在近10年的时间里，这些大佬们在不同的领域拼杀，手段各异，但是最后都无一例外地站在了财富的金字塔尖。对经济人而言，“无利不起早”永恒的定律，财富新贵总是迫不及待地走向政治前台。

2005年，“有刀有枪”的陈明亮当选为重庆市渝中区人大代表。那年他已成功进军房地产，斥资1.4亿元在人民广场打造了面积3万多平方米的重庆泰古三峡古玩城，被称为重庆最大的古玩商。

禁忌越多、垄断利润越诱人，争抢利润的人就更狠，黑社会的形成就具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基础、更肥沃的土壤。追溯重庆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在交通、物流、土地、娱乐等相对垄断的行业中，都可以见到黑恶势力的阴影，以及政府的保护伞。

在“重庆屠夫”王天伦的发家史上，不难找出政府主导的痕迹。

作为草根中的草根，出生于重庆合川农村的王天伦刚出道时不得不靠智慧和能力求生存。19080年之前，王天伦的愿望就是从村里收购更多的生猪，然后他琢磨起稻田养鱼，这一方式后来受到四川省政府的表彰。

此后，他逐渐走到了事业的最高峰。到王天伦案发，他的公司已垄断重庆市场七成以上的生猪供应源。

“屠宰行业打出了一个老大，王天伦，绰号叫王三儿。猪肉行业的垄断特点，在于控制生猪来源和批发渠道，他势力范围内的生猪，只能送到他的屠宰厂，否则就收拾你”，某个从事过屠宰行业的人士说。

“2003年，全市有108家屠宰厂，市政府砍掉了100家。不用说你也晓得，要成为幸存的8家有多难。市里还新成立了一家屠宰有限公司，据说投资两个亿，但是只以每年100多万租给了一个姓周的人，也就是说200年才能收回投资。这种游戏，我们是参与不进去的。”

2005年5月，王天伦给当时的重庆市政府领导写了一封信，请求组建重庆市肉食品加工及配送中心，3天后就得到批示。此后，在发展成“猪霸”的路上，重庆市政府官员也一手促成了上海梅林集团对其公司的收购。王天伦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大渡口区政协委员。

建立在威逼、恐吓甚至殴打上的垄断，几乎在每个行业都盛行。而在个别市场，有肉霸、菜霸，甚至可以进一步细分到，猪肉霸、牛肉霸、猪脆骨霸，具体到重庆人民热爱的小面，还存在着个“小面联盟”。

血腥的故事于是经常发生。2006年，沙坪坝的一个“牛肉霸”为了教训一个不到公司进货的经营户，雇人将该经营户砍死，一条人命的“酬金”仅为1万元。

早年为派出所警员的陈坤志因殴打他人受到撤职处分，脱下警服后进入了商界。公司成立后，便接连发生了该公司以4300万低价获得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重庆办事处21亿元的不良债权、以低价拍得“奥妮土地”地块的蹊跷事。

“奥妮拍卖案”曾遭央视《新闻调查》曝光，在这条黑社会和权力勾兑的利益链上，牵扯到了重庆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弢，以及重庆高院原执行局局长、重庆市法官学院院长乌小青。

曾参与此次拍卖会的当地记者对当天的紧张气氛记忆犹新——无论是进门处，还是拍卖场里，都是一排排穿着黑西装的“小平头”壮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南山高尔夫会所接受央视采访时，陈坤志不忘吐露自己的委屈:“什么黑帮、流氓，那是很低级的。”

当“涉黑”势力与公权力勾结时，司法腐败在所难免。在重庆，不少律师都有司法界的“及时雨”之称。

这个说法得到了一位律师的赞同，“现在抓了些法官和律师，但是有问题的还很多。你看那些年收入上千万的律所，基本上都是有人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