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峥嵘回忆，除了参与心肺复苏，他当晚的工作就是打电话联系各科室

北大医院教授之死:双轨鉴定下的诉讼僵局

同一审比，二审双方并没有什么新思路，复杂的医学知识依旧让非专业人士难以判断，最后的判决还要依靠鉴定的结果。郑雪倩再次要求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于是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原点，鉴定方式是双方争夺的焦点，而北大医院是否为“非法行医”是选择鉴定方式的关键。不过这一次，因为卫生部责成卫生局调查非法行医的情况，北大方面已经申请暂缓审理，等待调查结果。

记者◎陈超 杨璐 摄影◎蔡小川

常规的手术

49岁的熊卓为是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研究所的研究员，工作异常忙碌，每天早上7点钟出门，晚上22点多才能回家。2006年初，熊卓为跟丈夫王建国提起自己腰疼，对于长期伏案的人来说，这种症状常见，夫妻俩都没放在心上，可没过几天，症状就加重了。熊卓为在北大附属第一医院做了X光检查，结果显示为腰椎L4和L5节Ⅰ度滑脱。王建国告诉本刊，为了慎重，夫妻俩还特意带着检查结果到北医三院再看，大夫的建议是保守治疗。可是保守治疗几天之后，症状不但没有减轻，甚至连腿也疼起来。

这些疼痛令正在申请第三个自然科学研究基金的熊卓为很困扰。同事们也都知道了她的病情，当时任心内科副主任张大夫的丈夫李淳德就是北大医院内数一数二的脊柱外科专家。熊卓为找李淳德看病，热情的张大夫还特意叮嘱丈夫，“出门诊的时候关照一下”。

熊卓为是由几个学生陪去看病的。对于脊柱外科来说，患者的步态描述很重要，因此李淳德清楚记得，熊卓为来检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的，诊断结果是“腰椎滑脱，椎管狭窄，导致神经根受压，放射到腿部，坐骨神经痛”。当时还有10天就是春节，李淳德要回南方老家给母亲过生日。他告诉本刊，其实他心里不想在这期间安排熊卓为的手术，“我跟熊老师说，这个病理论上需要手术，但也要看你疼痛的程度，最好能吃一些药缓解，等我初四回来再做手术”。另一个李淳德稍显犹豫的理由是，熊卓为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和胃溃疡，平时还要服用降糖、降血压血脂的药物，“吃这么多药还要做手术，我看里面有阿司匹林，手术中容易出现渗血，就告诉她如果手术，这个药就需要停服，这是手术的常规”。但由于疼痛加重，熊卓为还是要求尽快在春节前做手术。

因为在之后的医患纠纷中双方对于是否应该做这个手术有严重分歧，在求医的过程上，熊卓为的丈夫王建国提供了另一个版本:“保守治疗后，熊老师的病情有些好转，但腰腿痛没有好彻底。李淳德告诉我们，如果不手术就会截瘫，而且手术后4天就可以下地，一周后就可以出院。还不停地让他的学生给熊老师打电话，催促我们尽快手术，我们这才决定春节前手术的。”王建国说，熊卓为本来准备过年回武汉老家看望母亲，火车票都买好了，因为手术就决定留在北京过年。“手术前，她明明是站着走进去的，病历上却写坐轮椅进去，这不是歪曲事实吗？”

2006年1月23日中午，熊卓为在丈夫的陪同下住进了医院，两人在医院食堂里吃了午饭，王建国甚至能清晰记得那天吃的是萝卜排骨汤，然后整个下午夫妻都在轻松的闲聊中度过。同样学医出身的熊卓为很清楚，这不是一个难度很大、风险很大的手术，因此他们并没有因为第二天要进手术室而紧张。作为中华医学会脊柱学组委员、北大附属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李淳德做过上千例的脊柱手术，李淳德告诉本刊:“我们全科查房讨论认为，这个诊断很明确，反复腰腿痛保守治疗无效，并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小便失禁，有明确的手术指征。手术方案也是许多医生都用过的经典方案，并不复杂。”

双方对手术的信心在第二天得到了印证，手术从早上8点多开始一直进行到11点左右，“非常顺利”，李淳德告诉本刊，术中出血不多，没有输血。唯一与预想不一样的是，“我打开之后发现第四节腰椎很深，实际病变比术前片子上显示的要重，我就在手术记录上把Ⅰ度改为Ⅱ度”。李淳德解释，因为熊卓为很胖，照片子和实际躺下的情况不一样，躺着照片子滑脱程度比手术时趴着的程度轻。

成功的手术让医患双方都很高兴。本来就是一个单位的同事，探病也方便，“心血管科的领导和同事来看望，我得陪着、解释，那时候就跟亲人一样，天天见、天天看”。直到术后3天，李淳德见患者一切正常，就放心回老家了，李淳德告诉本刊:“我临走之前交代，除了输液的手和做手术的腰部，其他肢体都要加强活动，一是防止血栓，一是为下地做准备，并且嘱咐各级在岗医生给予关照。”

复杂的死亡

手术后的第3天，熊卓为开始有了异常反应。“我妻子出现了腿部肿胀的感觉。”王建国告诉本刊，现在看来，这就是深静脉血栓的症状。对于王建国的这个回忆，熊卓为当时的住院医师于峥嵘并不认同，他告诉本刊，熊卓为并没有上述症状，而且王建国一审时也从未提起过，“病历上根本没有”。双方的另一个分歧是术后第6天，中午12点，于峥嵘写下医嘱吸氧6小时，他的解释是:“当时熊卓为说自己有些头晕，我认为是与下床后体位低血压有关，这是正常的反应。”而王建国的解释是，熊卓为出现的胸闷是肺栓塞症状，但是“大夫没有及时发现”。

2006年1月30日晚上22点多，正在扶着床边慢慢活动的熊卓为忽然倒在地上，面色煞白，嘴唇青紫，喊着“妈妈，我不行了，快救我”。旁边的王建国慌了，一把抱住妻子，大声喊大夫。主治医师刘宪义第一个赶来，然后马上给值班的于峥嵘打电话。于峥嵘立刻通知心外科、神经内科、麻醉科、心内科、骨科等各科室，值班人员在气管插管后持续进行心肺复苏，并且迅速把熊卓为转到ICU。同时按照医院的规程，请内科二线急会诊，之后骨科、心内科、心外科主任相继赶来参与抢救，当时院长也赶到现场。擅长急症救治的心血管病专家、大内科主任丁文惠负责现场指挥。于峥嵘回忆，当时熊老师基本已经失去了意识，刘宪义大夫一直跪在熊卓为旁边实施按压心肺复苏。开始医生们判断是心肌梗死，因为手术后有时会突发心梗晕倒。但是ICU的心电图显示不是心肌梗死，丁文惠等医生判断，可能是严重的肺栓塞。

急救持续了半个小时，熊卓为还没有复苏的迹象，心内科副主任洪涛接到通知要到ICU参与抢救。“我当时表示，熊卓为研究员刚接受腰椎手术一周而且心肺复苏持续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0分钟，是溶栓禁忌症，何况在呼吸心跳骤停以后，溶栓药物也不会有什么作用。”他主张继续进行心肺复苏，并且找心外科专家来考虑有没有紧急开胸取栓的可能。

跪在ICU外的王建国焦急地等待着抢救结果。“当时就想到阜外医院的院长胡盛寿是我妻子的同学。他是心血管外科的专家，我就把他也请来参与抢救。”大约夜里1点钟，胡盛寿赶到北大医院。这时熊卓为的心脏已经停跳过一次，胡盛寿对熊卓为的情况并不乐观，他告诉王建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抢救过来也是植物人。但是王建国不甘心，他说:“植物人我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