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自制车贴表明对“钓鱼执法”的无声抗议。

河南小伙儿孙中界（右）断指自证清白。

“钓鱼”后遗症:千万别当好人

10月20日，上海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对“断指证清白”事件的调查报告，称“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

然而，这一报告显然不足以平息外界的争议，而争议的关键不仅在于“钓鱼式执法”的定性，更在于这种执法方式引发的道德批判:如果行善居然要面临如此之大的风险，今后谁还敢学雷锋？

“倒钩”专钓“活雷锋”

“钓鱼”一词最近不断撞击着人们的耳膜，此“钓鱼”非闲情逸致的水边垂钓，而是此前发生在上海对涉嫌非法交通营运所采取的所谓“钓鱼执法”。近两个月来发生在上海的两起事件，更是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10月14日晚，上海某公司司机孙中界驾车途中遭遇一男子恳求搭车，5分钟后，孙中界被另一辆车逼停到路边，打车男子往车上扔了10元钱。随后，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人员前来执法，称孙从事非法营运。孙中界称自己遭遇“倒钩”执法，“倒钩”就是下诱饵，将当事人引入破绽之中。事后，孙中界愤然将自己小手指砍下，以示自身清白。

有人断指以示清白，也有人选择以法律手段反击。今年9月8日，上海白领张军（化名）开车去单位途中，因为搭载“胃疼”男子遭遇“倒钩”执法，张军毅然拿起法律武器，在9月底将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告上法庭，要求其撤销行政处罚并承担诉讼费用，本案将于近日开庭。

记者注意到，此前的上海“钓鱼执法案”原告无一胜诉。但张军表示，已经联合了多位“钓鱼案”受害者，打算将官司进行到底。

“钓鱼门”事件屡屡发生也已经引起上海市政府高度重视。10月18日，上海市政府已明确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孙中界断指事件，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公布于众。上海市政府强调，必须坚持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依法维护正常的交通营运秩序，依法维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采用非正常执法取证手段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严肃查处。19日，以浦东新区一位副区长为首的特别调查小组成立，对包括执法人员在内的当事人，展开全面调查。20日，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布了《关于“10·14”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称，“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

上千“钓钩”遍布上海

“钓鱼执法”在上海及全国普遍存在，这几年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钓鱼执法”的背后有着巨大的利益链条。央视评论员张鸿认为，“钓鱼”等行为的出现源于上世纪90年代的打击黑车行动。当时由于执法部门力量的单薄和人手的短缺，鼓励市民来举报黑车，举报一辆黑车就奖励现金500元，于是渐渐形成了“职业举报人”。慢慢地，“职业举报人”演化成今天的“钓头”和“钓钩”，而他们和执法部门之间也逐渐形成成了固定的“合作伙伴”。

如今在上海，各地政府给“钓钩”开出的价格也不一样，如宝山区是200元、南汇区250元、闵行区30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一个成熟的“钓钩”，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这样的“钓钩”在大上海有上千个，遍布各个区和街道。而“钓头”就坐在金字塔的塔尖指挥作战，坐享其成，享受每月一、两万的收益提成，一年可达十几万元。

而为了达到执法顺利，一些执法大队还和“钓钩”联系在一起，对一些不老实、不甘被罚的司机让“钓钩”出面，予以教训。一种新兴的产业链条俨然已经形成，而这链条的完善也确保了双方利益的享有。

据报道，在闵行区官方网站上有一份名为《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的文件，其中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但10月18日，青年法律学者郝劲松向上海有关部门申请公开黑车罚款数额及去向信息时，却迟迟得不到回应。

张鸿认为，“‘钓鱼执法’发展到现在，最原始的目的已经变了味儿，原来就是为了让黑司机钻进圈套，目的是整治黑车，现在是让好人钻进圈套，目的是创收。”某法律工作室执行主管张亚东则表示，行政法中处罚的本意是通过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而“钓鱼执法”是以创收为目的的行为，严重偏离了这种精神，“在这里，法律条文变成了他们创收效益的机器，政府的公信力则成了他们谋取利益的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