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还不止于此，集体户口即使有了房产，生出来的孩子仍可能是黑户。

已住北京5年的陆欣欣就碰上了这一难题。

她大学毕业后集体户口放在武汉市人才市场，她的丈夫是中科院博士，他们在北京买了房。但由于她的丈夫马上要出国去做研究，集体户口就落在北京市留学服务中心。按北京市规定，此类“学生集体户口”，即使有房产也不能转为“家庭户口”。

就在丈夫出国前，陆欣欣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但由于她和丈夫没有家庭户口，腹中孩子就可能成为“黑户”。为此她伤透了脑筋。

他们计划孩子出生后就带出国，办护照就需要给孩子尽快落户。陆欣欣的集体户口不能带小孩落户，人才市场说只要有亲戚、朋友在武汉，就可迁出正式落户。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朋友愿帮忙，但武汉市公安局不批，于是她只能考虑将户口迁回老家江苏连云港，“市公安局说已结婚的不能将户口迁回；未婚才可以”。

连云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给她提出两个方案:让她在当地找个工作，把所有的人事关系都转回来；或者在连云港买个房子，就可落户。陆欣欣不由一声哀叹:“荒唐透顶！”

人才市场倒苦水

对这一户籍怪圈，南方周末记者作了不完全统计:

广州、苏州、沈阳等地人才市场要求集体户口结婚就必须把户口迁走。福州、重庆、西安、兰州、哈尔滨、泉州、杭州、广州等城市多个人才市场规定，无房集体户口的孩子不能落户。北京、宁波、南京等城市子女落户较困难，需要单位开具证明；上海改革后可以落户。这一政策影响了许多人，仅广州、兰州媒体报道称两地就各有十几万集体户。

北京政策莫衷一是。2006年初，北京发生集体户口父亲因孩子上不了户口，抑郁症发作，将亲生儿子摔死惨剧(详见2006年8月10日南方周末头版报道《无户口婴儿之死》)，同年官方对该规定作了改革:“父亲是北京市集体户口(不包括在校生集体户口和驻京办事处、联络处等集体户口)子女可随父报出生。”但附加条件是“集体户口征得‘所在单位同意’就可为孩子落户”，这又使不少人“卡壳”。

受此困扰的新移民们将矛头指向人才市场。“我们也快被憋死了。”某市一大型人才市场负责人李映辉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

李映辉的恐慌是，“如果放开(让他们结婚)，几万人膨胀成家庭集体户，就成一个小城市。”

该大型人才市场挂有4万多集体户口。由于高校连年扩招，每年新增几千毕业生，而买得起房子迁出去的不过几百人。由于“没人愿意迁回农村，城市户口改农村户口也难”，4万人多数结不了婚。

李映辉称，人才市场之所以不敢发慈悲，是因为“前有户籍政策这么死，导致我们只进不出，后有计划生育国策宝剑悬在我们头上”。他解释，挂靠在此的集体户，流动性很强，无法监督，“万一超生，一票否决，我先被免职，计划生育军令状层层签下来。”

一位不愿具名的户籍专家对此有进一步的分析:“你是集体户口，没人愿意为你的超生负责，包括人才市场。所以你干脆就不能结婚。要结婚，你就必须把集体户口转到房产上，才会有街道居委会管着你，保证你不会超生。而在实际效果上，却又逼着大家都去买房子。”

李映辉回忆，有些集体户由于长期被户口卡着结不了婚，结果他们一气之下痛殴人才市场工作人员，“被打得住到了医院”。

数十万新广州人因集体户口面临结婚难

被迫无奈，李映辉所在的人才市场同意其中的一千多集体户结婚，“条件是在这城市工作，有单位担保不超生”。

这一千多户在李映辉这个“超级大家长”看来仍像危险的“定时炸弹”，“超生风险很大”。

李映辉一直在绞尽脑汁“甩炸弹”。每次全国各地人才市场负责人开会，他就向其他人讨要“秘笈”:“他们的招五花八门，被逼的都不走正道，有的地方与计生局搞好关系，出了问题不追究人才市场责任。谁都有倒不完的苦水，还不知道向谁去诉。”

李映辉期望公安局放开政策，充许集体户“无房可以投亲靠友落户”。但公安局说他们说了不算，“问题是谁说了算呢？”李映辉一声长叹。

凭户口卡结婚遭学者批评

李映辉把集体户口问题归结到公安部门的户籍改革。但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认为:“公安部门在替人背黑锅。”

在为谁背黑锅？王太元认为是在替“制定了不合理规则的民政、人事、教育、社会福利、住房等部门”背黑锅。

“5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户口制度上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各个社会领域错用户籍制度管理内部事务。”王太元说。

如对集体户口结不了婚的问题，王太元认为:“拿户口卡登记结婚根本不讲道理。婚姻法里有要求是本市户口吗？民政部清楚。”

自1985年身份证颁发，国务院、司法部、民政部、公安部等四部门一同发文，凭身份证结婚、离婚。

实际上，全国婚姻和计划生育信息系统早已联网，民政部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有手段查出此人婚姻和生育状况。

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刘尔铎教授看来，一系列死结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1977年后，集体户口异化成流行至今的控制人口流入城市的重要手段。

一个在大城市的大学读书的农村孩子，尽管在读期间有大学集体户口，但如果他不能获得留京户口指标，户口仍会被打回农村原籍。“集体户口是过渡户口，各城市通过给集体户口在城市落户附加条件，很技巧地限制了人口流入。”

李映辉提议的“投亲靠友政策”就会突破外地人口流入城市，自然不会被采纳。

被各级官员们多次引用的改革反面案例是，郑州市曾在2003年宣布入户政策完全放开、允许外地人员以“投亲靠友”等方式办理户口，但一年之后却以“暂缓人口激增带来的城市压力”为由，踩了“急刹车”。原因是此类户籍改革无力承担附加在户口上的诸多福利。

王太元认为，跟户口有关的不公正，90%以上不是错在户口本身。根源要追溯到195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户口卡与就业权、教育权、分配权、住房权、工资福利补贴权等各项社会利益捆绑在一起。“画地为牢”的管理方式在计划经济时代还适用，“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仍习惯性沿用‘绝对错误’”。

但现实是，城乡间的公共资源分配不公在近年愈加剧烈，导致户籍与福利的绑定关系更加牢固。在北京，买节能灯泡、妇女肿瘤筛查、老人免费逛公园等都要北京户口才能享受

故而，王太元认为，应该把户籍还原到“登记、统计、管理人们基本信息的”单纯功能，改变用户籍制度管控各个社会领域尤其是社会福利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