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认为:“也许再过10年20年，现在的金砖四国有的上去了，有的下来了。这既取决于国际关系博弈，也取决于国内改革程度。中国虽然一步步走向前台和中心焦点，但未来会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体制性约束，处理不好，不仅可能妨碍减缓，还可能造成毁灭性影响。中国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多作用的前提是自身体制的不断改革。”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和收入差距的进一步加大，目前中国的社会顺畅度已经极低。从去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到今年的江西南康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和山东东明事件等，各地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这是中国腾飞的隐患。去年以来，高官腐败频发，掀起了一个查处的小高潮。

除了广被质疑的种种问题，中国目前还有一个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农民工身份转变。农业收入只占农民收入的41%，剩下的59%要靠打工获得。当一个人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是农业，那就不能叫农民。刘福垣告诉记者，目前农民中70%都已经是工人了，即农民工，但社会身份没有转变，大批农民工的身份问题始终是一个难题。

30年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趋上升，并不能让中国避免重蹈印尼的覆辙。一旦上述的种种不良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中国陷阱的出现将并非危言耸听。

新模式的惊蛰

欧洲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正是因为旧模式的过时，甚至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人解决这个问题，也是经过了几次大的危机教训。第一次危机笨到把牛奶倒进海里去也要维持价格。后来开始给工人让一点步，提高工资金和福利待遇，增加工人购买力。几次危机后，现在欧洲的剩余价值分配格局中，50%已经归社会。中国第一次遭遇危机，暴富的部分人还没认识清楚。但危机会教育人。

弱势群体不仅仅是没有利益诉求渠道，在中国，弱势群体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阶层，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在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博弈中处于绝对劣势。这次危机造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的缩水，于是才出现了让步的可能。

这些年靠出口退税等特殊政策赚得盆满钵满的老板们，已经感受到寒冷，因为中国刚刚提高了出口退税率，国外便立刻降低进口价格，他们依然无利润可言。死而后生，当一批企业倒下，不少老板都跑到大学学习，转变观念。在房地产领域，物业税实际上是把土地批租改为年租，虽然政府部门和开发商等既得利益集团心不甘情不愿，但这次经济危机，终于使物业税的出台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申请破产保护的美国通用汽车，如果是在中国就不会破产。通用工人平均小时工资40美元，还有29美元用于各种社会费用，也就是说，通用每小时实际支付的工资成本是69美元，大约是中国工人工资的40倍。目前创造100块钱的价值，中国工人实际才拿到12块，而美国工人拿到了69块。中国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一般在54%～65%之间，目前中国工资收入仅点GDP的百分之十几。现在是改革分配体制最好的时机。危机后，中国国际地位是否提高，要看剩余价值流出是否减少。

“这次经济危机，是中国从大国向强国转向的契机。危机不是灾难，而是革命，是国际战略和国内发展模式的调整，是规律告诉我们旧的分配模式走向了反面。任何范围的危机都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过剩是相对过剩，不是百姓不想消费，而是没钱消费。危机爆发了，要求私人生产向社会化让一步。现在各国的主导思想，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恢复旧模式，这不是真正的复苏，经济的真正复苏需要改变旧模式，创造新模式。要重新繁荣，肯定会改变发展模式，两次繁荣不会在一个等高线上。”刘福垣说。

站在旧模式的立场上，感到的是冬天，站在新模式的立场上，感到的则是惊蛰。危机迫使一些停滞已久的改革，不得不重新启动。

战略转向

2003年8月14日，温家宝在国家行政学院，第一次提出了转变发展观。随后，胡锦涛到西柏坡重温两个务必，实质就是要转变发展观。紧跟着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陆续提出。但所有转变实现起来并不容易，强大的惯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使中国在旧模式下继续狂奔。到现在为止，中国依然只有GDP的增长速度，而没有设计出衡量发展速度的指标。

十七大报告中明明白白写着消费拉动，报告墨迹未干，财政投入的4万亿却大都补了投资和出口，“还是投资拉动啊，这说明并没有真正改变发展观，否则肯定不会这样投入4万亿。”刘福垣认为。

2008年，虽然流动性过剩早已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国一年吸收的外资仍高达716亿美元。

而随着危机的深化，各方面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3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年是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中国股市却异常活跃，一个重要原因是4万亿的流向出了问题。因为很多实际操盘者对经济的实际情况心知肚明，并没有被经济指标蒙住眼睛，他们知道，如果真的把钱投入实体经济，生产出来的东西会卖不掉。于是财政投入的4万亿，到了具体部门手里，这些钱一部分被重新存进了银行，一部分被投入了股市。所以实体经济不可能因为4万亿的刺激复苏，单纯地保住GDP的高速发展没有意义，而且不可持续，这一点现在已经被认识到。

“国家已经把国有股的10%放在社保里，尽管这种放法我并不赞成，但这说明发展理念有变化了，开始重视提高社会福利。”刘福垣说。

富有意味的是，面对外商关于政府采购歧视外资的问题，发改委给出的答复是，真正受到歧视的是国内企业。6月4日，发改委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监察部等其他八部委联合发文《关于印发贯彻落实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监管工作意见的通知》，强调政府投资项目属于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产品。这似乎表明，为了招商引资不惜一切代价的时代正成为过去。

今年4月，中国减持了约44亿美元美国国债。这是一年多以来中国首次减持美国国债。

上述迹象表明，中国终于在这次全球危机的压迫中开始尝试转向。只有当中国真正转变国内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观念，才会在国际舞台上成为真正的强国，和其它新兴国家一起，重新安排国际利益格局，而不是花钱当老大的无奈和战略不清的模糊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