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打电话给对方谈判的负责人，手机全关了。曹的九个亲属和老乡，以及目击证人成准强，随后去受理报案的来宾车站派出所求助，对方给出的答案是向救助站求助。救助站这时已经下班了。

正当他们用仅剩的一点钱吃饭时，贵阳客运段“刘队”出现了，熊堂莲还记得他现身时的第一句话:你们就吃这个菜呀？

他显然不是来关心民生的。他是来通知，临近国庆，如果家属方面还未作出决定，那只有等10月6日再谈了。

这天晚上，被悲伤压垮的熊堂莲最终和铁路方面达成了12万赔偿的协议，有关方面提取了尸体标本。第二天，曹大和的尸体在来宾火化。

在电话采访中，慕泽君对记者显然并不排斥，刚开始，他客气地表示:有什么你请问。但是提到赔偿的谈判过程，慕表示对此不做评论。

不断改变的口风

按照当地的风俗，家属在火化之前应该为曹大和备上寿衣和鞭炮。熊堂莲说，铁路方面之前答应得很好听——需要什么你们就在殡仪馆拿吧。但是殡仪馆的人却告诉他们，对方事先已经招呼过，什么都不能给。

骨灰盒的钱甚至都没兑现。最后，曹的骨灰是用一块红布包着，装在塑料袋中带回家的。

尸体火化之后，铁路方面告诉家属，12万的赔偿需要到贵阳取。熊堂莲揣测说:他们想甩掉成先生。

“刘队”等三人和曹的家属一起去了贵阳。家属说，当时对方答应到了贵阳后包车把他们送回家。

可是达到目的后，对方又轻易地撕毁了承诺。因为长途大巴不愿意拉携带不祥物品的旅客，曹的家人只好打车将他的骨灰从贵阳送回仁怀，800元的路费是从那12万赔偿里抽的。

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刘队”用例行公事的口吻说，这些你去问单位吧。

在成准强看来，铁路方面在这些生死大事细节上的冷酷，才是激起曹家人愤怒的真正原因。“哪怕是虚情假意地鞠个躬道个歉也好，你这样做，怎么能要求别人的谅解？孩子们长大了怎样听这样的故事？”

成准强去了曹大和的家乡，并用镜头在曹的墓前捕捉到一只漂亮的蝴蝶。成准强的朋友、北京律师张凯在他的邀请下也开始关注并参与此事。

这一诉讼具体如何操作，还是得取决于尸检结果。10月26日，曹的家属终于拿到了久候的鉴定报告。成准强让家属找个能把报告全文电话里念出来的人——结果没找到。这份报告在11月8日才传给媒体。

因为获得了媒体的关注，曹家也获得了当地派出所的“关照”。熊堂莲说，派出所的人没事也往她家跑，还吩咐说，媒体来采访的话一定要上报。

尸检报告由柳州市明桂司法鉴定中心执行，报告同意曹是由于缺氧而导致心力衰竭而死，但是强调“被鉴定人因自身体质差，对缺氧的耐受能力较常人低”。

熊堂莲一再表示:我老公是比较瘦，但是身体不差，平时最怕打针。

这份鉴定书在《询问笔录》部分抛出了一个令成准强吃惊的内容，里面声称，“我们同行三人(曹的老乡)对曹大和进行约束，列车长和工作人员给予协助。”李永昌否认了上述内容。

鉴定书的附注也让张凯律师操心:因本机构条件和设备有限，送检组织保存时间为一个月。这就意味着，当他们看到鉴定书的时候，仅存的尸体标本也没了。

这个鉴定书让成准强觉得不胜惶恐，因为意见书援引的内容和成的证词完全不同，这样他就涉嫌作伪证了。随后，他在网上贴出《我有被逮捕的可能性》一文，“我为三个民工兄弟忧虑，也为我自己忧虑”。

正义先锋遇困的消息很快得到网友的声援。有网友质疑说，“死因鉴定意见书”顾名思义只需鉴定死因，至于由谁捆绑致死，超出死因鉴定书范畴，属画蛇添足之举，搞不好就弄成袒护某方的“卸责书”了。“约束”这个词更是灼伤了网友的眼睛:这种滴水不漏极具行文措辞标准的字眼，很难想象出现在农民兄弟的口中。

庭审上的激辩

张凯在开庭前透露，为保证公正审理，他曾向有关方面申请铁路法院回避，但未获批准。

法庭上，双方就曹大和死因性质进行了激烈争辩。列车长一方的律师认为，曹大和的死因与列车长黄建成无因果关系，曹的身体状况差是其死亡的“内因”，且其他人也参与了协助列车长进行捆绑，因此不能断定曹大和的死与列车长捆绑有因果关系，列车长不可能预见死亡的结果。

张凯则认为，列车长没有权限对曹大和进行捆绑，这项工作在必要的情况下应该由乘警执行，列车长只有行政权，没有司法权，应以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罪对列车长从重处罚。

曹大和死后，黄建成没有向其家属表达任何的歉意，张凯在法庭上向其表达了自己的愤怒。黄建成表示道歉，“这毕竟是一条生命”。

黄建成表示，捆绑是出于公众利益和周围人的安全。他甚至反问法官，下次该如何绑人？

这种“不忏悔”的态度激怒了张凯。他说:对于一个没有伤害到周围任何人、仅仅是喊叫的农民工，列车长的做法传达了个体权利在公权力面前的全面溃败和萎缩，这向人们说明了这个一个农民工在得病时面临的遭遇。

张凯不知道判决结果什么时候出来。他更希望通过这一事件能促进中国铁路管理制度的改进，希望有关部门改掉职业冷酷，至少也应该令世人反思一下“同命不同价”的现象，以及弱势群体在话语权上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