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博客高点击率的背后

由于人数日渐庞大，不公正的待遇、失衡的心理让深圳代课教师近年来多以发帖、上访和诉诸媒体等方式表达不满。杨一平正是在此时闻名于代课教师群体，在调查中，记者不止一次听到教师们提及杨的博客。

杨一平，市政协委员，曾于去年深圳“两会”提出《关于在我市教师队伍中实行同工同酬、同等待遇的建议》，但眼见一年过去，建议“几乎落空”，他在今年“两会”期间再次就此问题提交建议，并将建议草案贴在其博客上。

此文一经贴出，短短几日已有1.6万余人点击阅读，超过2700人回帖，两项数据均创下其博客和所在网站之最。“不少老师和我说，他们想把博客顶上去，希望引起政府关注。”杨一平向记者直言了高点击率背后的缘由。而本报南方报网自今年4月开辟“给汪洋书记捎句话”专栏后，留言也多达18页，其中深圳代课教师的留言屡见不鲜:

“在深圳代课5年，每年都被评为区优秀教师，每天忙着备课、上课、家访，却只拿正编老师1/3的工资!”

“很多比赛和活动，都是代课老师在为学校拿名次、争奖项，但参加培训、个人增值的机会正编老师才有。”

“代课老师在学校心理上很自卑，领导安排一些苦差事或超负荷工作也不敢回绝，担心随时被解雇。”

……

“我和很多代课教师面对面交流过，他们在工资待遇、社会保险、职称评定、业务培训以及各种评优活动中与在编教师的差别的确很大。”杨一平感慨道。而作为体制内的在编教师、代课教师戴梅的丈夫黄军也说，跟帖并没有言过其实，可信度较高。

他还将夫妻俩的待遇进行了对比，他的月薪8000元，全年过节费等补贴共1万元，而妻子戴梅每月只有2700元，过节费只有2000元。“发福利时更让人难受，比如正编老师发米、油都是20斤装的大袋子，而她就只能拿5斤装的，社保和医保也都是按企业工资最低标准来买。”

黄军说，2002年因他的调入，妻子才从武汉来深教书，但6年来始终无法转正，而他也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今年7月，全市开展党政领导大接访活动，黄军代表妻子，连同另外几名代课年限较长的老师一起，特别选择南山区委书记叶民辉接访当天集体上访。

席间，代课老师们抢着发言，谈及10多年仍不能获得合理待遇，多名女老师泣不成声，包括黄军在内的男老师也因过于激动，数度提高嗓门来表达情绪，场面令人动容。类似场面在龙岗区委书记余伟良等领导接访时也同样出现。

“我们已经等不了了，再过几年超龄，就不符合市里的相关文件了，我现在觉得希望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渺茫。”黄军说妻子今年已经43岁，再过两年考不过，将被永远钉在代课教师的位置上。

“代课教师的心理失衡在于多年来付出同样的甚至更多的努力和心血，却得不到相同的待遇。教师是直接面对学生的，如果他们情绪不稳或者整天担心被解聘，那还有什么心思教学生呢?”在众多跟帖中，一些家长也提出这样的隐忧，希望政府能给予重视。

同工不同酬是代课教师的怨言，其根源则在于“招调入编”上，这是比提高工资待遇更难解决的问题，“入编难，难于上青天”成为代课教师中广为流传的口头禅。

对于代课教师而言，挡住他们调入的关卡主要有两个，其一便是“招调考试”。根据深圳市对所有事业单位职员的聘用规定，招调考试主要有“公开招考”和“选聘”两种，由于选聘对象必须是全日制研究生或副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因此绝大多数基础教育阶段的老师都只能走“公开招考”的“独木桥”，但该考试却被普遍反映设置“不合理”。

“2001年的教师招调考试内容主要以所教学科为主，比分占90%，另外10%由教育心理学、教育法规和时事政治等组成。但五六年前开始，改由人事局统一出题，更接近公务员考试，以前所有内容加起来是现在试题的一半，另一半则考行政管理。”黄军不明白这与日常专业究竟有何关系。杨一平则认为，这样主要依赖记忆的应试考试对有丰富教学经验但年纪大的代课老师尤其不利。

但即便通过笔试，面试也让老师们提心吊胆。“除了2002年，戴梅后来的笔试成绩都过了，最好的时候还考了第一名，可屡屡因面试被淘汰出局。”黄军说，笔试成绩有时占50%，有时仅40%，面试分数比例总是占大头。由于面试的主观因素较大，不少人质疑其中存在灰色地带。

对于这类质疑，南山区教育局人事科方科长坦言，以前面试考官来自区里教师，确实有人反映存在不公平现象，比如同一学校老师有照顾性举动。因而，目前已改为请外区或市属学校骨干、优秀教师任考官，建立考官库，每次考试前在人大和纪委有关人员的监督下抽签，但仍有老师认为这只是“表面上的公平”。

除了招调考本身，“招调名额”是代课教师屡次抗议的另一个问题。“去年南山900人参加招调考，这还是经过筛选的，因为代课两年以上才有参考资格，但招调名额只有40个，竞争非常激烈。”黄军说。宝安区一份资料也显示，该区从2002年开始举行招调考，尽管当年大规模招调了200多人，但每年的名额相对几千名代课教师来说仍是杯水车薪。“有一次招22个语文老师，报名的有700多人。”宝安西乡的柴老师举例。

“每年的招调名额数量是先征求学校意见，由学校设岗，再报到教育局。南山近三年通过招调考和‘绿色通道’等方式调入的代课教师为516人。”方科长说。有人当即有疑问，“按照需求，这个数量应该是很大的”，却得到“不一定”的答案。“学校也有自身的考虑，认为不是所有的临聘教师都要进来，优秀的才行，而且学校也要保持一定空编比例，都进来积极性就没有了。”

这一说法在市人事部门去年回复杨一平的建议中也得到体现。该答复写道:

产生这种用人方式的原因有二:一是在学校教职工编制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聘用代课教师可缓解教学力量不足的矛盾；二是学校拿出适当比例的空编用于聘用代课教师，有利于搞活学校内部的用人机制，还可避免今后因生源萎缩而带来的教职工分流压力。

所谓“空编”，即学校按学生数获得编制数，比如100个，实际只拿出80个给教师，剩下20个编制。由于市区财政并未对代课教师有财政补贴，只管按编制数拨款，因此空编的经费主要被学校用于支付代课教师薪酬。

“一个空编可以养3—4个代课教师，是我们工资的主要来源。”无论哪个区，代课教师都对此颇有怨言，而杨一平认为这正是阻碍代课教师转正的最大症结。教师们以此推断，一些学校是考虑到调进太多人，剩余空编减少，以致无法招聘更多代课教师。而记者调查时，向教育系统官方人士抛出这一猜测时，也并没有得到否认的回答。(文内代课教师均为化名)（策划统筹吕冰冰 采写本报记者张玮 罗莎、向雨航、孙颖、崔洁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