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事实令他难以置信。在他的印象中，郝金安老实本分、“没有很多心眼”。在河南老家，他的这个内弟守着近两亩地的苞谷和麦子过活。作为村里有名的穷光蛋，土房里只摆了张木床，连头牲口都买不起。

2004年，吴明甫带着疑惑来到汾阳监狱。隔着厚厚的玻璃，在他面前出现的是一个头发、胡子已经花白的人，他有些不敢相认。“老了太多了。”他说，“人家都问这是你大哥吗？”

吴明甫这才得知内弟的“冤情”。他决心为内弟申诉，但邮寄出了七八十封申诉信，始终没有得到回应。直至去年，河南省宜阳警方逮捕了牛某。经过侦查，乡宁县公安局确认，刘茵和一案的真凶是牛某等4人，而非郝金安。

不过，听到这个消息时，郝金安一点都不相信。“这么多年了，咋会一下子抓住呢？”他认为这是亲人安慰自己的谎言。当他看到乡宁县公安局的通知时，更是怀疑：“我咋能相信抓我进牢的人的话？”

这个关在监狱里的农民始终相信，自己下半辈子“就这样了”。直到离开监狱前两小时，他还懵懂地猜想自己为何被喊到会议室里谈话。他并不知道，早在前一天上午，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决定在没有依照程序宣判其无罪之前，先进行取保候审。

12月18日中午12时，郝金安在汾阳市金盾宾馆享受了离开监狱后的首份大餐。面对饭桌上的鱼虾和汾酒，他有些诚惶诚恐。因为“这么多领导”陪着吃饭，还“这么友好”，对他而言是第一次。

在医院，他换下了臃肿的囚衣，换上一件灰色羽绒服。这是姐夫估摸着他的尺寸，在太原市一家批发市场，花60块钱买来的。由于事先没有准备牙刷毛巾，一位副院长主动拿出自己的两套送给他。

他并不健谈，只是记者问什么答什么。“我被关了快10年，得花好几天才能说清楚脑子里想的是啥。”这个老实人有些木讷地说。

据身边人形容，如果有陌生人问话，他的眼睛会突然睁大，脸色也变得很差。晚上睡觉有时会莫名惊醒，“似乎时刻处于恐惧之中”。

在找到真凶后的一年里，为他洗刷冤情似乎还不是那么容易。郝金安姐姐一家，从女婿到儿子都曾为他奔波。但迟迟没有结果。法院说，最后一名嫌疑人尚未抓获，需要公安加大办案力度；而检察院称，必须等法院再次裁定才能放人。

吴明甫一度“绝望得想要放弃”。他说自己这些年为了打点这件事，先后已花了三四万元。每次来山西都是住15块钱一晚的小宾馆，“被子什么的都特别脏”。而他妻子的双眼也由于为弟弟流泪过度而导致青光眼，花掉了3000元手术费。

最终他们寄希望于媒体。12月中旬，河南一家报纸连续两天报道此事。很快，吴明甫就接到律师李万忠的电话，称山西方面希望家属能够尽快赴晋解决问题。目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决定于明年1月10日,对郝金安一案开庭再审。

记者联系了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但对方表示，在此案结束前，他们不会接受任何采访。记者同样联系了临汾市公安局，但截至发稿时还没有回应。与此同时，太原市109医院也不让记者接触郝金安本人。

眼下，这个农民还顾不上考虑他的将来。不过据说，他在老家的房子意外被烧毁，如今只剩下一片荒地。他的律师李万忠为他的将来感到担忧：“哪里安家？怎样安家？怎样治病？怎样生活？”

这位山西晋商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用“悲哀”和“沉重”来形容自己得知此事后的心情，他也因此志愿免费为其代理案件。在他12年的检察官和8年的律师从业经历中，“从未遇到过此类错案”。

在他看来，郝金安一案中，“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粗糙，以审代侦，以刑代侦，而法院和检察院都未能严格把关，最后连死刑复核关也轻易闯了过去。”

“四重纠错关卡，如果有任何一个关卡把住了，郝金安的悲剧就不会出现。”这位律师语调沉重地说。

另一家报纸把郝金安和聂树斌及佘祥林作比较，称其为中国司法界“乌龙案件”最具意义的标本。这家报纸评论说：“更可怕的是，在"乌龙案件"面前，我们的司法救济和纠错却显得那样的滞钝，那些蒙冤者不得不继续披着莫须有的罪名，继续着失去自由的冤狱生涯。”

不过幸好，被视为标本之一的郝金安即将洗刷冤屈。如今他被安排在医院的干部病房，享受着一个15平方米的单人间。此前在牢房里，同样大小的空间要挤11个人。由于尚未被宣布无罪，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医院内部。“我可想出去逛逛。”他在走廊里散步时说。

郝金安记得自己走出监狱的那天上午，阳光灿烂。坐在开往医院的汽车后座上，他第一次看到了高速公路、立交桥和翻盖手机，还有大街上穿得“花花绿绿”的男女。一切都和近10年前离开时大不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