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金安（中）出狱当天与亲人相见。洪波摄

本报记者杨芳

当郝金安离开呆了近10年的监狱时，他只是下意识地回头望了一眼。三道铁门依次关闭，铁窗生涯终于被抛在身后。在他前方，监狱的负责人、检察院和法院的领导以及律师，给他带路。

但他面无表情，对这一切似乎不加理会，只是像个“七八十岁的老头”一样缓缓地挪步。

12月18日上午11时过后，这个穿着深蓝色囚服的人“总算见到了太阳”。右手食指在取保候审的文件上按下手印后，他被安排到太原市109医院接受身体检查。

多年前，这个河南舞阳的农民曾经按下改变命运的另一个手印。在一纸口供书上，郝金安承认自己抢劫杀人，随后被判死刑缓期执行。

50岁的老郝至今清楚记得这场牢狱之灾的起点：1998年1月24日晚8时，4名自称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台头镇派出所的警察把他带走。那时他是当地一家煤矿的工人。一个同样来自舞阳的矿工刘茵和被害，他成为首要怀疑对象。不仅如此，在他租住的房间里还找出与现场脚印吻合的一双皮鞋，外加一件血衣。

在郝金安的自述里，他这样辩解：鞋子是花20块钱从老乡牛某、杨某那里买来的，血衣也是他们留下的。

在检察机关一份时间为1998年8月5日的讯问笔录里，有着同样的说辞。其中，郝金安还提出牛、杨二人为真凶的怀疑，并赌咒称如果说谎“就把我杀掉”。

但这一辩词并没有被乡宁警方以及后来的临汾市检察院和法院采纳。郝金安语气急促地回忆说，那些警察甚至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在一间平房里，他先是被扒光了衣服，接着受到皮鞋的踢踹和警棍的抽打。曾经昏过去醒来，发现身边多了盆冷水。直至天亮时，这位已经无法站立的疑犯终于承认罪名，殴打这才停止。

但他的苦痛并未因此结束。10天内，他浑身带伤躺在看守所里。随后，被送到医院做了一个手术，左腹留下一条一掌宽的伤疤。他并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手术，直到几天前，他才从109医院的医生口中，得知自己少了一个脾脏。这家医院的一位负责人表示，自己虽然并未研究过郝金安的病例，但根据常识判断，摘除脾脏大多因打伤所致。

“我身体原来棒棒的，现在却成了残疾人。”这个农民嘟哝道。

他从未料到自己命运的逆转。1996年，他离开河南老家到山西打工，原是为了挣钱娶媳妇。据说，他很受矿长器重，曾被任命为工头，带领十几个人在井下拉煤，每个月能挣800块钱。但两年之后的年底，他便因涉嫌抢劫杀人被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临汾分院提起公诉。尽管郝金安在法庭上表示：“我是冤枉的。”但最终山西省临汾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宣判：郝金安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这个只读到小学三年级的农民，当时并不清楚死缓是不是要“掉脑袋”。身旁的律师提醒他不服可以上诉，但他同样不明白这个法律名词的含义。

“要是（当时）知道还能改（判决），就算崩了我也要上诉。”现在，当他躺在医院里，他以少有的高声量说道。

但这个光棍汉就这样一步步迈进了铁窗。“苦闷”是他形容其中滋味最多的词语。他很少参与看电视、打篮球等娱乐活动，常常半夜藏在被窝里哭，有时因为压力大而失眠。偶尔和狱友们说起这段冤情，也很少有人相信，“这么大的案子，不可能判错。”

他也很少想家，因为“没有家”。在他出生不久“刚会爬”时，就失去了父母，只有一个年长5岁的姐姐。为了不连累亲人，他最初从不联系她。更何况，那是笔不小的开销，每个月8块钱的津贴，寄一封信就要花去一半。

但是，在12月18日上午，当郝金安走过又宽又长的监狱走廊，看到为自己伸冤奔波的姐夫吴明甫时，他麻木的脸上还是有了一丝表情。“哥！”他抱上去哭了起来。

事实上，直到4年前，吴家才收到来自汾阳监狱的信件。一个署名郝金安的人张口就要200块钱，说是治疗自己的头痛病。起初吴明甫担心这是有人欺诈，并未回复，因为他以为久已失去联系的内弟早已离开人世。直到第三封信，他们才意识到，失散多年的亲人真的可能成了劳改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