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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7月，一场相遇却将何红的计划完全打乱。何红在北京与老乡、原《中华新闻报》"传媒观察"副主编罗竖一相识。在一次谈话中，何红无意中透露此事，一向嫉恶如仇的罗竖一被此事撞得心急火燎。
在罗的多次鼓励下，何红终于同意对外说出"下跪"一事，并委托罗全权代理。于是，8月6日才有了罗博客上的《中国女记者向黑社会"下跪"》一文。罗竖一的民间维权之路也就此拉开序幕。
为了证实此事的真实性，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在京的罗竖一。在交谈中记者发现，罗谈得最多的就是"维权"。"记者天天在帮扶弱困，而记者的权益却难以保障，这是中国新闻体制的畸形产物。"
罗透露说，选择把"下跪"说出来，正是出于想引起相关部门关注，从而推动完善保障体制的考虑。而何红表示，在当下，中国有太多的记者权益受到侵害，自己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而已。
愿意说的和不愿意说的
9月4日记者前往兰州，对何红以前的同事以及知情者进行采访。无疑，带领何红道歉的张泽刚成为印证此事的关键。2007年9月4日，记者在兰州通过关系试图联系张泽刚，但都因种种原因无果而终。
几经周折，记者通过一朋友获悉张泽刚现供职于《兰州晚报》并身居要职。2007年9月5日记者前往《兰州晚报》，在张的办公室见到了他。得知记者来意，张开始一口否决发生过此事，在记者进一步追问下，最后承认发生过此事，而他只是临危受命，在社长的授意下处理这件事情。
而"下跪道歉"的始作俑者李鹏，以事务繁忙为由多次拒绝了记者采访。最后，在记者即将离开兰州的9月6日，李终于同意在电话里谈谈。提起当年往事，李鹏禁不住感叹，并称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身不由己，对当事人何红一直身怀愧疚。
现供职于《女性心理与健康》杂志社的张亮明，当年也和何红一样同为《甘肃青年报》政法部记者，对于"下跪一事"的记忆还历历在目。"60多个人把整个报社团团围住，那架势和港片里的黑社会没有区别，他们张牙舞爪的样子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心惊胆战。"
但是更多的人，原《甘肃青年报》何红的同事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当记者联系到这些知情者时，他们都以"事情过去这么多年，还提它做什么呢"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女性心理与健康》的张亮明告诉记者说，这些人大多都还在兰州媒体圈，抬头不见低头见，再说那帮来闹事的人至今还有在兰州黑道上混的，他们有很多顾虑也是正常的。
在网络的大量转载谈论下，2007年9月4日某论坛"传媒江湖"率先就"中国女记者下跪黑社会"事件进行了在线访谈，当事人何红、罗竖一、中国独立调查人石野参加了讨论。在近两个小时的谈论中，网友们纷纷表达对何红的同情，并急切呼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保证记者权益。
截至记者发稿时，何、罗两人多次接到威胁恐吓电话，声称要花560万买想揭底人的人头。记者考虑到当事人的安全，曾征询意见是否发稿，最终两人决定，稿件一定要发，自己多加小心就是！
跪了，但还是要站着生活——下跪记者何红口述实录
在决定把一切说出来之前，何红一直认为自己会把这件事情烂在肚子里，一辈子都不会去揭这块疼痛无比的伤疤。虽然在每次通过报道得知其他媒体记者遭遇伤害时，她会禁不住地回想当初，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哭得死去活来，白天却若无其事地照常工作生活。
整整6年时间，何红都在这样痛苦地煎熬着。
2007年9月2日，北京。坐在记者面前的何红显得憔悴不堪。原定在其住处采访的，但后来因所寄居的地下室实在太小，改在潘家园附近的一个公园内进行。说起当年的事件，她数次言语哽咽，身体痉挛。
"不把人交出来，就把你们报社夷为平地！"
事情过去七八年时间，但每每想起，我的心就依然如刀搅一样难受。那一幕幕就好像发生在昨天，清晰而令人惧怕。
2000年10月，我接到一个刑事案件的投诉，案件当事人段德茂的父亲段生魁提着厚厚的投诉材料来到报社。正巧当时我值班，于是接下了这个投诉。在接到投诉之后，我随即展开采访，核实事件真相，此后在2000年11月1日刊发了《火气太大起祸端》的报道。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那篇报道没有任何偏袒。谁知此稿发出后当天上午9时左右，大约60多个不明身份者闯进了甘肃青年报社，将报社围了个水泄不通。叫嚣着把我交出来，如果不交人，报社就给他们赔偿56万元损失，如果报社不赔钱就悬赏捉拿我，抓住后砍断写字的双手，砸断跑新闻的两条腿。
他们不容总编说话，手中的铁棒就已经砸了过去，总编的额头被砸得鲜血直流。看到如此架势，在场所有的人都吓坏了。一些主要负责人在此时已经溜之大吉。报社仅剩下一名总编和一些编辑记者。
当时，我正巧回到报社，有同事看我走进来，暗示我快点儿离开。可我一时没有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理解同事的意思，照旧走进了总编办公室。
我进去时，看见为首的那个人捏着拐杖还在叫骂着，就大胆上前相劝：有什么事好说，不要发那么大火。
当我手扶为首的那人的胳膊时，感到他胳膊里有一个硬梆梆的东西。心想这人可能是假臂，于是，劝他坐下说，没想到我扶他坐下时，无意中碰到他的腿，还是硬梆梆的，我猛然间意识到，这个人身上带着凶器。
正在此时，那人把手里的拐杖一拔，抽出一把利剑，直指总编，再次吼道："再不把人交出来就把你们的报社给夷为平地！"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在此期间有人报了警，但警察来之后发现双方都认识，相互寒暄了几句之后，警察丢下一句"你们自己处理吧"就离开了。这更助长了这帮人的气焰。
这时，一个胆大的男同事走过来拉着我的胳膊说："外面有你的长途电话，我找你半天了!"强行将我拉了出去。出来后，那个男同事才告诉了我真相。原来这伙人正是冲着我来的。
《火气太大起祸端》文中的胡勇庆正是该为首者胡三海的女儿，胡三海声称文章诋毁了其女儿的形象，并偏向段方，要求讨回公道。男同事说完就把我连推带拽地带离了报社。
"你不同意下跪道歉，就是将整个报社推向绝路。"
后来连着几天，那些人都跑到报社要人。报社为了息事宁人，通过编委会决定，外部宣称开除我，内部留用，只是需要改用笔名。报社公告栏上很快贴出了开除我的通知。
然而，那帮人还是不肯放过我，不时地到报社来闹事。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他们天天来闹，报警警察又不管，还不如找一个黑帮老大去谈判，把麻烦降到最低点，大事化小，息事宁人。没想到报社还真的采纳了这个想法。找了个道上的人去谈条件，谈判结果是对方要求我下跪道歉。
当报社副总编张则刚把这个谈判结果告诉我时，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为了维护报社的安全我可以道歉，但下跪绝不可能。
而张泽刚则强硬地跟我说："如果你不同意下跪道歉，你就是将整个报社推向绝路。这伙连警察都惹不起的家伙说得出做得出，假如他们将报社夷为平地，那么这么多人都得统统完蛋。"话说到这份上，我已经哑口无言，对于领导的失望让我痛心疾首。
2000年11月8日，下午2时30分左右，在张副总编的带领下，我们去了此前预订的兰州市中心广场东口"元祥大酒店"的一间客房。推开房门见到胡三海和手下已经等在那里。胡三海手一挥，手下的小卒都悄悄退下，顿时房间显得很安静，静得连手表的滴答声都听得见。
胡三海手拄拐杖，翘起二郎腿，傲慢地等我下跪道歉，在进入房间有足足5分钟，我都僵持着不肯道歉，但在张副总编不停的示意下，我违心地走到黑帮老大面前，声音低得只有我自己才能听到……
然而，对方对我的道歉仍不满意，再次向报社提出一个无理的要求，要求报社按照他们的意思重写原报道。无奈之下报社领导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没几天，一个姓王（化名海涛）的记者就写出一篇《法律自会还公道》的报道刊登在报纸显眼的位置。而此事报社已经无法顾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形象了。
"拿好手中的笔，不要低头。"
为了不让父母家人担心，我没有告诉他们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但很想找个人说话，出出主意。这时，我想起了义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钟文农），于是就轻描淡写地向她们夫妇叙述了自己做新闻报道惹了麻烦，报社让改用笔名的事情。
夫妻俩除了安慰我之外，劝我多加小心。并给我起了笔名央金卓玛。他们鼓励我说做的没错，从此，我在《甘肃青年报》以卓玛的笔名继续发表文章。
义父张伟民是位老少数民族干部，他抚摸着我的肩膀说，只要你做的事情是维护正义的，我们支持你，拿好手中的笔，不要低头。用自己的良知做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不要在社会上留下骂名。
当天离开义母家后，回到自己的住处。望着眼前的一幕，我目瞪口呆，自己的房门大开，屋内一片狼藉。电视机，洗衣机，录象机都被砸烂了，所有的日常用品都扔在地上。看到此景，我意识到自己被那帮人跟踪了。房东也因怕事跑来告诉我，不让我继续住下去了，让我尽快另租房子。
我虽然报了警，但就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人理会我。很快，我意识到自己可能随时发生危险，想到年迈父母，顿时心里涌起一阵酸楚。为了不给父母带来危险，我只能强忍着对父母的思念，尽量不回家看望二老，避免有人跟踪到父母的住处，给老人带来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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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霍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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