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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王造时

2013年11月28日 14:01
来源:中国周刊 作者: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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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名人故居,虹口区多伦路,王造时寓所。供图/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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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君子获释出狱,被释放前在监狱里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供图/FOTOE

原标题:双面王造时

[内容简要]:一位是大胆敢言的民主斗士,一位是检讨等身的“罪人”,二张面孔,组成了王造时的两种人生。

中国周刊:中国周刊特约撰稿 善南 

1957年夏季的一天,上海复旦大学在相辉堂召开了一个反右派斗争大会,全校数百人被通知到场,气氛紧张、压抑。

被批判的对象,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著名“七君子”之一——王造时。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中等个子,微胖身材,戴一副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白皙,圆脸,穿白衬衣。

很快,揭发开始了。有人站起来,说王造时污蔑社会主义生活很苦;王造时想拉山头,与党对抗;王造时反对苏联,挑拨中苏友谊……接着,会场上便有人高喊:王造时必须老实交待!

王造时试图逐一辩解,然而没人听,他的辩白淹没在震天的声讨中……

这年九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王造时《我的检查》。在承认了对自己的一切指控之后,王造时表示再也不敢负隅顽抗,“现在我改变了立场,认识自己的错误更清楚,认识我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害更严重。我愧对党,愧对人民,也愧对自己。我再度向党、向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请罪。我由衷地永远感激党给我的改造机会……”

不知王造时执笔这份违心检查时,是否会想起自己年轻时一段意气风发的日子,那时,曾围绕在他身边的,是欢呼、是声援。

学生领袖

1919年5月4日,正值清华大学八周年纪念日。下午5点,正在招待来宾的清华学生王造时忽然听说了一个消息,说北京城内各校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打了卖国贼,烧了卖国贼的房子,许多学生被捕了。当晚,他从同学罗隆基的电话里确认了该信息,二人商定,要马上组织同学们响应各大高校的罢课营救工作。

王造时丢下电话筒,马上跑到中等科食堂,拿了一条长凳放在食堂门口当中的地方,跳上去大声叫道:“同学们!有重要消息报告。”接着把学生被捕的消息告诉了大家:“同学们!北京各校同学已经起来救国了,我们应该急起相应。望同学们注意时局的发展,并提出救国的办法。”同学们一听,大受震动,纷纷高呼“罢课!罢课!”接着,王造时又跑到高等科去鼓动。

第二天上午,各级级长和各社团领袖参加的联席会议成功举行,会议决定,清华学生要与北京学生一致行动,坚持到底,从即日起罢课。

此时的王造时,年仅16岁,是清华大学中等科二年级的学生。

1902年8月3日,王造时生于江西安福。八岁起读私塾,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听说皇帝被推翻,看见家家户户都插起了一面写着一个大“汉”字的白旗,民主共和的概念也第一次传进他的耳朵里。

新时代的事物源源不断涌入王造时的世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正义、人道、公理”这些词语频繁地出现在上海《申报》对战局的报道中。1915年袁世凯称帝,王造时的国文老师又将梁启超的质疑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有滋有味讲给大家听,这些,都给这位年幼的学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王造时开始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1916年,双十节,江西督军李纯为庆祝“国庆”,到讲武厅去阅兵,文武官员都前呼后拥地跟着,把沿途的老百姓,连同学生们都赶到屋里去。王造时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我从门缝里窥看这些大小军阀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地跑过去,老百姓连参加国庆活动的权利也没有,头脑里马上起了个大问号,这难道就是‘民’国吗?”

1917年,王造时考入清华大学。两年后五四运动爆发,他第一个将消息传遍清华校园,并为学生领袖联席会议的召开发挥了关键作用。

1919年6月3日,王造时和同学们来到北京东安市场做宣传活动,他们特意举着小国旗在市场内七拐八绕了一圈,引来大批围观者。正当演讲开始时,一队警察和士兵忽然出现,把王造时从台上拉下来,押到北京大学关了起来。

这是王造时第一次被捕。五天后,当王造时被释放时,关押所门前挤满了欢迎的群众,有市民、大学生、还有许多小孩。每一批被捕学生出来,里里外外一起欢呼。王造时后来回忆说:“我此时感动得只是流热泪。”

潜移默化中,王造时确定了一生的方向。

1925年,他前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办理了入学手续,学的主科是政治学,五年学成后回到了国内。他决心用自己学到的东西“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民主主义共和国。”

辉煌一刻

“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在清华学校受过八年美帝国主义的教育,又在美国留学过四年。英国留学过一年,学的就是资产阶级政治学……我深深受了这种反动思想的毒害,回国之后还贩卖这种毒品来毒害我们中国的革命,实在罪孽深重!”

1957年9月,王造时发表于上海《文汇报》的检查,提及早年,早已全然不见了雄心壮志,他把自己当年求学经历,贬损得一文不值。

这段话事实上并不准确,甚至完全相反。当年王造时学成归来,矛头首先指向的,恰恰是执政的国民政府,而并非井冈山。

1928年,国民政府于形式上统一全国,随即开始了‘训政’阶段,一党专政统治从这时建立,这让一心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王造时愤怒异常。1930年,王造时回国,受聘于上海私立光华大学政治系,教书之余,他结合自己所观察到的社会问题,撰写了大量时评文章,发表在《新月》等杂志上。

“翻开世界各国历史,请问哪国的民主政治是统治者‘训’出来的?请问哪国的民主政治,不是人民争得来的?……凡是拿到政权,居于统治地位的个人或团体,总是不愿意放手。这是人类普遍的天性,各国的政治历史都可证明。”他写道。

王造时呼吁,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让国民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各党各派可以公开竞争,以法治代替人治,以选票代替机关枪。民主势力扩张,人民监督之下,割据一方的军阀才能变成保家卫国的势力,加之政府与人民合作,就能抵抗日本人日益膨胀的野心。

由于文风酣畅淋漓,王造时的政论很受读者欢迎,同时,也令官方头痛不已。起初,官方试图拉拢王造时,蓝衣社头目刘健群曾到上海找过他,劝他“不要在上海哇啦哇啦空发议论,妨害国家大计。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王造时回答,好意心领,他还是想继续教书。

拉拢不成,强硬措施接踵而至。当局先是查禁了王造时主办的《主张与批评》杂志,从1933年起又密令全国大学不许聘请王造时教书,想从生计上卡死他。没想到,王造时早早已经备好了一张律师证书,跑去章士钊的律师事务所当起了律师,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又派给他一些译书的工作,王造时的收入跟教书时相差无几。

当局又想到了暗杀。一天,王造时从国民党元老李烈钧手中得到了一张暗杀名单,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没过多久,榜上有名的杨杏佛就真的被暗杀了。为防患于未然,王造时又出奇策,他把这张名单交给了美国人在上海办的报纸《大美晚报》,第二天,该报中英文两版同时将这张名单发表了出来,轰动全上海。上海市长不得不出来“辟谣”,从此,榜单上的人再也没有被暗杀的了。

1936年,双方的矛盾终于激化。这年五月,王造时与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要求国民政府与红军议和,释放政治犯,建立统一的抗日政府。11月22日,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共党嫌疑”将他们逮捕,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声援。不仅中共发声明抗议,连冯玉祥、张学良这些党内大佬也提出异议。后来在西安事变中,“释放上海爱国领袖”被写入了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声明中。宋庆龄更是以“人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到苏州向高等法院请愿, 要求释放“七君子”,高等法院的院长只好躲在里面, 避不见面, 任凭法院门前人山人海,高呼口号。

在始料未及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释放了“七君子”,望着门前迎接的人们,王造时情绪激动地表示,“欢迎不是欢迎七个人,而是欢迎‘救国会’的主张。”

这无疑是王造时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刻。

身份焦虑

二十二年后,王造时又全盘否定了这段辉煌。

1959年1月20日,尚未摘掉右派帽子的王造时,为自己制定了新一年的“改造规划”,他提出“进一步检查过去的历史,认清自己的反动本质,彻底分析批判所谓‘进步’包袱,把它们去掉干净,以便轻装进行自我改造。”

同时,“进一步检查由1930年到现在对党的关系,认清对党一向是忘恩负义,不是党委屈了我,而是我对不起党。”

“一向是忘恩负义”,这句话背后是一段难言的苦涩。

1941年,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这个条约附有一个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等于两国均承认了“满洲国”——即中国东北是日本领土。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重庆救国会的几位领导觉得有必要公开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当场推举出王造时起草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王造时很快写了出来,在信中,他对苏联此举表示“莫大的遗憾”。

但王造时不会想到,公然“反苏”给他惹来了麻烦,中共内部某些领导认为,这封公开信是王造时一个人起草好,强迫大家签名的,更有甚者,认为王造时收受了国民党特务的贿赂,故意跳出来发起反苏运动。

王造时对此浑然不知,兀自继续着自己的工作。1946年内战爆发后,王造时心中的天平慢慢偏向了中共。一个有趣的细节是,田汉五十寿辰后,王造时和罗隆基一同出门,罗隆基问王造时准备怎么走。王造时信口说,“向右走有跳黄浦江的危险,中间向前,穿过马路可能被来往汽车压死,还是慢慢向左,走到跑马厅那边去吧!”

可是,中共建政以后,对这位著名民主人士的安排却有些尴尬。彼时,当年的“七君子”除邹韬奋病故和李公朴被暗杀外,其余5位中有4位都担任了部级以上高官——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 沙千里任商业部部长, 史良任司法部部长。唯独学位最高、年纪最轻的王造时却被冷落在一边。直到1951年下半年,才在复旦大学政治系谋到了一个教授的职务。

另一件更加明显的例子是,王造时曾一度找到上海副市长潘汉年,要求为党做点事情,“说现在蒋介石与孙立人不和,孙立人有兵权,美国人也支持他,他(王造时)与孙立人又是清华同学,所以请求组织允许他到台湾去,策反孙立人。”长期研究王造时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何碧辉说。

不顾个人安危,主动提议,却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王造时自己也感觉到了与新政权存在隔阂,但与民国时代不同的是,现如今,体制内的一个身份,比过去已经重要得太多了。

新中国建立初的几年,民营新闻事业被重新塑造为中央行政计划主导的国营媒体网络,办报赚钱不再可能。1955年新中国律师制度开始试行,到了1957年,一些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制度,许多律师也被划成右派。推行不到两年的律师制度就很快夭折了,靠当律师谋生,在新中国也走不通。

与此同时,王造时家庭又连遭不幸,他的一双儿女先后罹患精神病,1956年,他的第一位夫人朱透芳去世,都急需用钱。后来,王夫人的后事和儿子看病的医药费都由学校包了下来。学校还把他搬到茂名公寓去住,那是上海原法租界内的一座高级公寓。

在这种情形下,纵观建国后到反右斗争之前,这位一向大胆敢言的民主斗士,建国后的发言很少。在后来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中,他坦言“自觉党对我有薄膜存在,故一向缄默,不敢有所献议,诚恐言或失当,于公于私都无好处。”

一句“于公于私”,耐人寻味。

两面人生

1957年,知识分子迎来了短暂的春天。王造时在北京与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两度恳谈,终于把历史上的那段“误会”澄清了,不久,周恩来又亲自约谈,不但聆听了王造时的倾诉,还主动提出要调王造时来北京工作,王造时精神为之一震。回上海后,他兴奋地给沈钧儒写了一封信,表示“今是非已明,此后自当益加奋发,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

此时,党中央毛泽东号召“大鸣大放”,王造时认为建言献策的时机终于到了,“激于爱党爱国之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顾虑,放胆为言。” ,

当年3月20日,王造时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表讲话,“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 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他希望党外人士发扬“魏征精神”不计个人安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另外两次发言中,他提出“及时把鸣放运动推行到基层单位去”,并指出“宪法颁布以后好像逐渐被人漠视。这个现象千万要不得”。

结果,这一年六月开始,反右运动爆发,王造时这些言论首先成为了靶子。1957年6月12日,上海法学界座谈会上,一份批判文章指出,王造时历史上就“反苏”,并且一直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颇为讽刺的是,当天王造时还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表示目前“有一些过激过偏的甚至错误的言论也不足畏,予以纠正之后,应继续鼓励大家大胆揭露矛盾,更足见党有雅量而得人心。”

面对指控,王造时起初坚决不认罪,“死也搞不通”,甚至表示“不惜一死来抗拒”,但随着批判的不断升温,到了当年8月14日,王造时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他说,我对于我思想的错误逐渐地获得了新的认识。

当天,他又写了一份补充材料,其中这一段话,可以看做王造时前后转变的关键:

“至于我家中的实际困难更非靠党的特别照顾不能解决。我的长子自1946年6、7月间患精神病起,不知给我家庭带来了多少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苦难,自去年三月我的爱人去世后,政府不仅代我负担了住在上海精神病院的费用,并且也免除了以前在第一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欠费。我的长女从1955年秋起渐有初期的精神病象征,学校党委也曾经表示要免费送她入院医治。我的次子今年二月也开始有精神病象征,我由北京带到南京,也是上海统战部打电话到南京,才有住入南京精神病防治院的机会。我以垂暮之年,孑然一身,面对如此家庭环境,我不依靠党,拥护党,而却反对党,岂不是自找绝路,并给自己的儿女找绝路。”

王造时原先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反右斗争一开始,药费的“催款单”便月月寄来。教学职称随之降为四级教授,全家也被逐出了茂名公寓。他交给商务印书馆的《民主政治在危机中》改译稿,一直被拖到1961年11月才被告知“未列入近年出版计划”。这些,对于经济上没有退路的王造时而言,无疑是致命打击。

而且,王造时再也找不到当年那样为他欢呼的人群了,报纸上只有口诛笔伐。王造时曾收到外地来信十多封,都是赞成他发言的,也有诉冤的,原本他准备交给党委去处理,但反右斗争开始后,深知利害的王造时将这些信偷偷撕毁,他不想牵连这些人。

台湾的《中国时报》此时则幸灾乐祸地发表文章,称“所谓爱国民主人士王造时”,此刻正在遭到清算。

1957年9月,王造时在《文汇报》发表第一篇检查。

此后,他的防线几乎全线崩溃,从1957年到1960年,他的检查写得一封比一封长,话说的一句比一句狠。

“每读报章上的逐日深入揭露全国右派分子的言行,时常觉得他们向党的进攻,极大多数不如我的猖狂,他们散播的毒素也不如我普遍” ——1957年12月1日。

“进一步检查过去的历史,认清自己的反动本质,彻底分析批评所谓‘进步’包袱”——1959年1月20日。

“还是改吧,快快地改,老老实实地改吧”——1959年12月31日。

这些违心话之外,往往也夹杂着两句自己的真实情绪,比如“昼则徘徊一室之中,夜则辗转布榻之上。痛定思痛,苦求有所自拔”、“感到身体远不如以前,看书、写文、想事、做事都觉得脑筋迟钝,没有以前敏捷”。

此时的王造时,与昔日那个王造时判若两人。

1960年9月,王造时摘帽。六年后文革爆发,他于1966年11月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整整三十年前的1936年11月,恰恰是“七君子”被逮捕的日子。

这一次他没再走出来,1971年9月,王造时死于狱中。

“文革”结束后,有人找到了幸存的几张王造时生前照片,其中有一张“七君子”合影,背面赫然被红卫兵写了四个字:“什么东西?”

照片中的人对此浑然不觉,他们依然生活在意气风发的年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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