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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伯格新书定人民出版社:规格要和朱镕基一样

2013年12月03日 16:23
来源:人物 作者:张悦

原标题:与AIG大佬格林伯格聊李鹏和朱镕基

你没有办法改变人们的心灵,只能说让他们开阔眼界,去看世界。(文/张悦)

步入北京金融街一家五星级酒店最高的行政楼层,一个老人已经在沙发上等着我。他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半个小时。他的确老了,不复当年在诸多纪录片里历数他和中国领导人交往时表现的那般精神矍铄,跟他扯着嗓门说话才能让他听清,但他很不情愿让人注意到这一事实。他站起来,略显瘦小,对我点头,用一种俯视般的眼神看着比他高半个头的我,然后伸出手来,握手的力气与他的年龄并不匹配。

这个不怒自威的88岁的老人是过去半个多世纪在保险金融界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莫里斯·格林伯格,曾长期执掌全球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mational Group,以下简称AIG),在西方人看来,格林伯格是长期盘踞在世界500强的AIG的代名词,只要你有保险单,其中很多险种最初的“立法者”很难避开格林伯格这个名字。在2003年的一次测算中,AIG一家公司的利润超过美国另外18家顶级财产保险公司的利润总和。那个时候,他已经78岁了,媒体揣测他何时退休也已经快20年,最后人们只好说,即便有一天格林伯格无法再掌控AIG,他的灵魂仍会管理这家公司。

在所谓全球化之前,格林伯格已经让AIG的业务遍布全球,即便在冷战时期,AIG也出现在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铁幕之后的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东南亚、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各国。他似乎有着神奇的魔力,能够说服对方同他签订各种重要协议。

格林伯格最终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告别了AIG:2005年3月,在后来因嫖娼丑闻下台的纽约州总检察官斯皮策的指控下,他被公司董事会辞退。指控理由是,在格林伯格的知情下,AIG与巴菲特控股的通用再保险公司,进行了一桩有违规倾向的再保险交易。在其离职后,司法部又以财务欺诈为由向格林伯格提出了民事诉讼,指控其采用不正当的会计手段欺骗监管部门和投资者。

格林伯格那时的反应像人生中多数遭遇质疑的时刻一样,不辩解,聘请了美国最优秀的律师。几经纠葛,最终让司法部门撤销了对其的全部诉讼。

同时,他开始了创业。他每天5点起床,健身一小时后,工作10余小时。他坚持每餐吃鱼和蔬菜,并提醒人们,他的祖母活到了105岁。

他依旧频繁来到中国,这是他创造传奇的地方。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其他国际保险巨头如梦方醒试图敲开中国市场时,格林伯格代表AIG奏响进入中国市场的序曲已经过了20年了。

他和中国官员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75年,那时他就来到北京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洽谈业务,并最终签订了中美之间第一份保险合同。

格林伯格几乎和每一届中国领导层都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其中,他和朱镕基的关系尤其好,朱直接叫他的小名,汉克。1990年代初,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创立了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他邀请格林伯格担任该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聚集了世界上最大腕的企业领袖和部分政府领导人,这大概是当时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外国人组织了。在中国梦诞生前20年,这群国际人士就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专注于讨论上海梦的方方面面,目标是把上海建设成世界一流的21世纪之城。来自中国各地的政府官员纷纷出席该会议,在会议上做了大量笔录,然后把这些想法带回他们自己的城市,用以刺激当地的行动计划。这是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之前中国一支隐秘而不可磨灭的改革力量。

在AIG内部,有人说他可洞悉“中国的森林里的每一片落叶”。

不要以为他只会讨好中国领导人,世贸谈判时,他曾写信给时任总理的朱镕基,表示如果中国市场不能对AIG全面开放,他可能会阻止中国进入WTO的进程。

很难想象有人敢威胁朱镕基,在中国都是朱给官员以震慑,读完这封信后,朱镕基对身边一个贸易代表愤怒地表示:“我永远也不想见到这个老人了。”但两位老人都深谙外交之道,不到一个小时,朱便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并让龙永图去见格林伯格。

结束茶叙后,我问他的新书《帝国的兴衰—AIG的故事》的编辑,为什么格林伯格选择了惯常出版国家领导人书籍的人民出版社。回答是,“格林伯格很看重出版社的规格,他说,朱镕基在哪个出版社出书,我就要在哪个出版社出这本书。”

张悦:AIG的业务遍布全球,你和亚非拉东欧各个国家打交道,一边与民族主义交手,一边培植散播资本主义,然而,这些国家中往往不乏高涨的左翼思想或者民族主义,而这和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是势同水火的天敌,你是如何能做到这看似矛盾的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的?

格林伯格:首先AIG并不考虑民族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它是为国家提供他们自己所不拥有的保险或者是科技,这是一种让大家都受益的服务。如果我们只和跟我们意见一致的国家做生意,那么我们能在海外做生意的地方大概不会很多。

张悦:你的外交手腕超出了一般商人的范畴,但为什么在中国投入了最多的精力,对中国领导人的评价也超出一般。

格林伯格:我跟许多国家领导人都认识,但是如果不是我特别的敬仰的,我也不太愿意谈论。我在亚洲待的时间比较长,尤其是在中国,因为要开拓中国的市场,所以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因为中国有13亿的人口,有5000年的历史。然后我对中国以及它的人民都非常着迷。我认识的政治人物,其中一个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朱镕基总理。我在他任上海市长的时候就认识他,后来在他任副总理、总理期间我也跟他见过面。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政治领导人,他为他的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悦:《商业周刊》说你的经营风格特别重视中央集中制度,中国也有这种权威主义的传统。这是否有助于你理解中国人的治理思路,以至于你和中国官员打交道时显得更游刃有余?

格林伯格: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做生意,比如说我们用中国来举例子,必须要理解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历史,认识到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需求,总结来讲,就是你必须要理解各个国家人民的需求。

张悦:你起主导作用的斯塔尔基金会在1991年用51万美元购买了当年被八国联军盗取的中国铜窗,然后把它归还给中国,一个外国组织帮助返还中国丢失的国家文物在当时尚属首次,之后有很多组织曾经效仿斯塔尔基金会的构想。你们当时是如何考虑的?

格林伯格:我认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我们在法国的一个美术馆看到了这个铜窗。当时他们要卖,有人不知道这个铜窗是不是真的,所以就跟中国的文化部联系,然后让他们到法国去鉴定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确定了真实性之后,我们就把它买下来还给了中国。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正确的事,如果能让其他人也这么做,我觉得很值得。

张悦:这可否被认为是一次向中国政府示好的天才的公关举动?这一善举的目的之中难道不包含帮助AIG进入中国市场?

格林伯格: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基金会在当时把几百万美元捐到了不同的领域,比如说我们在上海建了儿童医院,在环境方面也有捐献,在教育奖学金方面也有贡献。这些彼此之间都是没有关系的。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75年,当时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可能把一个10多亿人口的国家,排除在世界贸易体系之外。后来中国成为WTO的成员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在国会中跟很多人一起致力于让中国加入WTO,其中就有亨利·基辛格。我觉得我做这个努力,跟是否帮助我的公司在中国开拓市场是没有关系的。做任何一件好事,都不应以利益为目的。

张悦:很多中国人对那段被列强欺辱的历史都特别敏感,中国近年发生过针对家乐福的抵制事件,也发生过声势浩大的反日游行,一些外资企业的在华利益受到威胁,你如何看待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如果你自己的企业受到这种威胁时,你会采取什么策略?

格林伯格:我认为这种事情是不会持久的,因为中国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他在进口和出口两方面都给世界做出了贡献。历史不能倒流,我们不能因为两百年前有人做了不恰当的事,然后就一直揪着不放,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是一直揪着过去。

张悦:如果就是你的公司呢,你的在华企业,也受到这样一种威胁,示威,或者冲击,你会用什么策略去应对?

格林伯格:(略微耸肩)等这件事情发生了我们再对付。

张悦:好吧,我希望不会发生。

格林伯格:有些事情更值得被记住。你知道,我去年曾到重庆去,那个城市还记得二战期间美国空军士兵做出的贡献。他们驾驶着驼峰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向内地运送战略物资,许多飞行员英勇捐躯。在我去过的所有中国城市中,对战争期间美国在华的牺牲奉献记忆最为深刻的是重庆。

张悦:上世纪90年代初你在上海结识了时任上海市长朱镕基,他当时大力精简外资项目首批流程,赢得了“朱一敲”(one—chop Zhu)的称号,AIG后来能够在上海开展保险业务,拿到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第一张保险牌照,朱的开明和务实是否是关键因素?

格林伯格:朱镕基总理肯定是给了很多帮助的。当时他允许我们进入,他授予了我们外资保险许可,与此同时,这也帮助中国很多保险公司在营销上和效率上得到提高;通过帮我们进入中国,也创造了几百万的就业机会,也得以使我们教会了中国的保险行业怎么更有效地运行,其实这么来比较的话,中国的受益是更大的。所以今天你看中国的保险行业,其实是中国的本土的保险公司占主导,而不是外资的公司。朱镕基做了一个很明智的决定让我们进入中国,我对他这个决定也是很赞赏的。

张悦:1992年,你为了获得在纽约访问的时任中国总理李鹏5分钟的会见机会,从瑞士横跨整个大西洋飞回美国,最后那次会谈历时45分钟,书中只说是讨论保险业务,而没有讨论其他问题。

格林伯格:我跟李鹏总理在很多场合都见过面,所以我们认识彼此,因为要拿到外事的保险许可的话,需要得到他的批准,我对那场会面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告诉他说,我们进入中国不会追求短期的利益。而且在至少10年的时间里,我们都不会从中国拿到一分钱,就是不会取得收入。这样的话,显示出我有能力去帮助中国,不是说从中国去获取什么利益。

张悦:你说“我们不只要打开中国市场,我们也要打开中国人的心灵”。西方有些人则强调要从价值观上改变中国,甚至是让中国发生颜色革命。两者是一回事吗?你如何打开中国人的心灵?

格林伯格:这不是一回事,你没有办法改变人们的心灵,只能说让他们开阔眼界,去看世界。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我怎么能让他们改变心灵呢。要做的就是来互相学习,我在中国也学到了很多。请允许我最后做两点说明。昨天晚上,我在香港录制一档电视节目,被问到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再重生一次,你最想出生在哪个国家?我当时的回答是,美国。但是他们没问我的——也就是我现在要说的——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我要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来中国,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并努力在这里创业。我还会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学中文。

[责任编辑:PN043] 标签:林伯格 朱镕基 A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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