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成依然归国

1979年，林毅夫放弃了家庭、放弃了在台湾的事业，但这一年，他也收获了很多。

这一年，他来到了北大，这里成为他日后生命中的重要地理坐标。

初到大陆的林毅夫，选择到北大读社会主义经济学。这一年，大陆刚刚恢复高考两年，北大经济系首次招收研究生。

时任北大经济系副主任、办公室主任的董文俊，给了林毅夫这个机会。

“学校派我考察一下，这个学生能不能收。那个年代，台湾和大陆的关系还很紧张，提到台湾人，大家第一反应就是间谍，所以，接收林毅夫也很慎重。”董文俊说。在北京西直门一家招待所里，他第一次见到林毅夫。“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小伙子是个正派人，人长得很精神，1米8的大个儿。说话很有礼貌，坦率，直接。他告诉我，来大陆，主要是为了学习了解大陆的情况，报效祖国。我觉得，这是个有追求、有抱负的年轻人，很不错！”

林毅夫舍家弃业，渡海求学的坚定和执着，感动了董文俊，也让他获得了到北大读书的机会。

1980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访问北大。林毅夫因兼具经济学专业基础和英文功底，被董文俊推荐担任舒尔茨的随行翻译。这个不经意之举，给了林毅夫去美国的机会。

“在一段时间的接触中，舒尔茨很欣赏给他做翻译的林毅夫，回国没多久，就给北大寄来了信，邀请林毅夫到美国读博士，他可以提供全额奖学金。”董文俊回忆说。

就这样，林毅夫到了美国。他用四年时间拿到了别人要用5—7年才能拿到的博士学位，而后，又辗转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读完博士后。系统而严谨的经济学训练，为他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芝加哥大学的特点，就是清晰、简洁，林老师的论文，基本都是这个风格。”姚洋说。在此期间，林毅夫与同样在美留学的海闻、易纲结识，并成为好友。

1987年，林毅夫完成耶鲁大学博士后的学习，北大经济系的很多老师都猜测说，那个曾经游泳渡过台湾海峡，到大陆来求学的林毅夫，不会再回来了。

“和小林走的时候不同，那时候，出国已经成了一股风潮，很多人挤破脑子也想出国。到美国去，是很多年轻学子的梦想。”董文俊说。那时的林毅夫，已经获得了国际经济学界的认可，他的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受到舒尔茨的盛赞，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博士后毕业时，许多著名的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主动提出为他提供教职，世界银行也向他抛来橄榄枝。此时的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

“况且，这个时候，他的爱人和孩子，也已经到了美国和他团聚，如果留在美国，前程似锦。实在没有回来的必要。”董文俊当时理解林毅夫的处境，但他坚信，林毅夫一定会回来。

“他在美国时，我们每个月都会通两次信。我从没直接问过他会不会回来，因为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在董文俊看来，林毅夫的最大优点就是，信守承诺，说话算数，“这不仅体现在一些小事上，在回不回国这样关键问题的选择上，更能体现一个人的品质。”

“更重要的是，他的事业和理想，在中国。”董文俊说。

林毅夫回来了，带着几箱子书，妻子和一双儿女。1987年他们乘飞机回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