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特约撰稿员 艾文 图/IC

6月10日下午 2点15分，洪水到达沙兰镇之前半个小时，赵国琴老太太赶到了沙兰中心小学，带走了孙女王萌萌和牛新颖，她们因此得救。当时她大声地向一位老师发出了警告，却受到了轻视。

这是那天下午第4个未能引起任何警觉的报警讯息。

这时已有一些村民在街头互相转告“水库开口子了”，有村民遂至镇政府前打望消息，没见到什么动静，也就没有相信传言。他们没想到，因为第二天是端午节，镇政府干部们提前放假了，只留下几个人值班，而且很少接听电话。来自上游的和胜村、王家村的至少3个人的报警电话，因此变得毫无意义。

入夏以来，黑龙江省内发生局地暴雨并导致洪水肆虐的事例，并非只出现在当天沙兰镇一时一地。

中央气象台的消息称，此前10天内北安、五市、孙吴和逊克山区都先后出现了局地暴雨，导致一些地方农田淹没、桥涵道路毁坏、房屋进水及牲畜溺毙。另外，黑龙江省五大连池也涝灾严重。但这些讯息都没有引起沙兰镇的重视。

事后记者查证，沙兰镇及其上游几个村是黑龙江省乃至全国气象雷达网上的盲区。在水灾发生前，黑龙江省和中央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均未提到这一地区将有暴雨。

赵国琴赶到中心小学东南方向的中心桥上时，沙兰镇本地还没开始下雨，桥下的水像往常一样只是涓涓细流。

“那时候要是撤人，多小的学生也都活了！”6月14日，这个瘦小的老太太站在街上冲周围的乡亲激动地嚷嚷。

错失逃生机会

赵国琴一再向人们重复她的故事。当天1点45分左右，她走进了一年级两个班合用的教室，大声喊了一句：“老师啊别上课了，水库开口子了！”孩子们被她的语气和神情吓着了，“哇”地哭成了一片。赵国琴拉起两个孙女要离开教室，往旁边一看，邻居家的小孩孙磊也在，就说，孙磊，你也跟我回家吧。

这时，一年级的两个班主任之一李萍（化名），既做到了一个教师的本分，也表现出对警告的轻慢。她用教鞭敲了敲讲桌，像平常一样对孩子们说，“坐下，坐下，家长不来谁也不许走！”李萍没有向赵国琴询问是怎么回事。赵国琴领到了自己的孙女，也没有继续到别的教室报警。

留在一年级教室里的46个孩子，除了1个女孩之外，全部淹死在冰凉的泥水中。

沙兰镇旧称“沙兰坑”，地势低洼，有人把此次水灾归咎于此。不过，沙兰镇并非沙兰河全线地势最低之处，因为河水仍在向下游流淌，直到汇入牡丹江。本地没有形成湖泊，学校周围也没有水泡。针对山洪和泥石流的说法，村民们表示，即便有，也肯定是在上游的远处。事实上当日来水方向只有一个，就是沙兰河。

2点15分，上游的洪水到达沙兰镇，赵国琴领着两个孩子再回到中心桥上时，水已经到了桥面下20厘米处。

很快，学校已经进水了。4年级2班的刘立飞成了全校第一个从洪水中逃生的孩子。当时同班同学王俊羽的父亲闻讯赶来接孩子，对姜秀萍老师说：“再不跑就来不及了！”姜老师同意孩子们尽快逃生，成为沙兰中心小学第一位做出正确反应的老师。刘立飞冲出教室，水才只没过脚面，跑到学校门口，水已经没了膝盖，到中心桥上，水已经没到胸口。

逃离学校成为4年级2班最值得庆幸的选择，这个班只死了一个孩子刘恒达，还是在躲到一家商店后被倒塌的墙壁砸死的。6月14日，记者在宁安市殡仪馆看到了刘恒达的名字，他和另一个女孩被合放在一个金属冰柜里。

“6·1”那天是刘立飞的生日，他请了10个同学到家里庆祝，包括刘恒达，后者送了他一个水晶地球仪。洪水过后，这个地球仪找不到了—在回忆时，刘立飞不断抽泣、叹气。

河水出槽之后沿路面向北，到学校门口时，一部分向西拐弯进入操场，这一路的水势并不大。学校的另一侧则临河，汹涌而来的河水即将直接冲进校园，只面临一道阻碍，就是学校的围墙。如果这道围墙能多挡一会儿水，会有更多孩子有机会冲出学校，到达50米外两处楼房。可是，这道墙太薄了。连日来，令沙兰镇人最痛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这个由每个村民集资40元修建的学校不仅地势低洼，校舍只建成了平房，而且围墙很薄，只有两排砖而不是当地通常的两排半或三排砖。

片刻之间，洪水在校园内暴涨。围墙倒塌了，高涨的沙兰河水越过短短的15米距离，压碎玻璃，直接冲进教室。

从这一刻起，沙兰镇成了中国的别斯兰—每个家长都去救自己的孩子。他们几个一组地手拉着手，涉过深至胸口的洪水，呼喊自己孩子的名字。在进入教室的最初时刻，他们的经历都是相似的：腿碰到了什么，用手一捞，是个身体冰凉的孩子。

大多数孩子死在了教室里，和他们的书包文具在一起。直到6月14日，我们仍能在教室里找到他们的遗物：贴纸、家长联系卡、“6·1”演艺比赛的照片、糖和作文本。
教室墙壁上留下了很多手印，有些大的，是事后清理现场的大人们留下的；很多地方，印满了小小的泥手印，最高处接近天花板。而水线在窗户上最高的一块玻璃的下面。
3年级2班有22个孩子，只死了2个，女孩宋宁宁说，老师李荣让他们垒起桌椅，上窗台，砸碎玻璃，坐到最高的窗框上。孩子们哭成一片，李荣老师安慰说：“别哭，别吵吵，水一会儿就下去了。”

生存比例最大的，正是这些老师留在孩子们身边而没有弃之而去的班级。

5年级2班也只死了1个孩子。王占宏老师和庞、卢两位家长打碎玻璃，把孩子一个一个递到房顶。在女孩们的记忆里，这个班的男生也有值得自己终生铭记的表现，6月14日，在镇卫生院打点滴时，曾琳琳和她的一个女同学感激地告诉本报记者：“我们都是男生给拉上去的。”

可是在年龄最小的一年级，只有一位班主任出现在了教室里。拒绝了赵国琴放学请求的老师李萍曾经试图帮助孩子们，但是没有成功，而家长们看到的最终场景是，孩子们死在了教室里，她坐在走廊的窗框上。另一位班主任刘丽（化名）则在校外的一处民房的屋顶被家长们发现，当时抱着一件衣服。

令人费解的是，汪明波、赵南日等家长想冲进这间教室，却发现教室的两扇门一扇用铁丝在外勾住，另一扇上了一把锁。

在6月14日，记者看到，一年级教室的后门已经不见了，折页处留下断痕，显然是被撞开的。当日下午3点多，汪明波等人合力破坏了这扇门，进入教室，捞出一个孩子是死的，再捞出一个孩子还是死的。张文海找到了被闷在桌子下面的8岁的儿子张仕帅，孩子浑身挂满了冰冷的稀泥。

一再被错过的警告

这次局地暴雨是从上游开始的，依次是和胜村、王家村、鸡蛋石沟村和沙兰镇。和胜村的支部书记、村主任和王家村的支部书记都向镇政府和镇派出所打了报警电话，却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镇干部王庆涛接听了王家村书记郑灿会的报警电话，然后表示镇政府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走不开，随后挂掉了电话。郑灿会再打电话时已无人接听，其后郑灿会又多次致电镇政府，一直无人接听。

镇党委书记黄明君错过了来自上游的消息，也就错过了挽救沙兰镇并挽救自己名声的机会。

在黄明君被沙兰镇洪灾专案组立案侦查之后，村民们对他的口伐达到了顶点。42岁的村民、死了一个儿子的王兴录说，这个书记脱离群众，一向不作为，到沙兰3年，“就整了3件事”：一次火灾，一次建筑事故，一次水灾。

2003年，黄明君调任此地。有据可查，第2年，这位身材高大的镇党委书记就因为村民提到的那起火灾受到了来自北京的批评。2004年5月1日的一则新华社消息说，“4月26日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治安村一村民住宅发生火灾，造成３人死亡。公安部消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由此看出，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制不落实，安全生产制度不健全……仍是导致火灾发生的主要原因。”

对于镇派出所，村民们的意见更大。村民们向本报记者反映，镇派出所里接听报警电话的人说，他们抽不出人手，“管不了”。

很多村民说，镇派出所的人总是忙于对无牌照摩托车的罚款，“每次罚200元，罚完了我们去办证，找借口不给办，完了下回再罚200元。”最让村民难以接受的是，就在6月10日当天，几个孩子的家长骑摩托车去学校接孩子，还被派出所的人截下了，不接受罚款不让通行，耽搁了这几个家长抢救孩子的时间。

宁安市公安局副局长田拥军提供的一份《关于6月10日沙兰镇公安派出所工作情况的调查汇报》佐证了上述事实。6月14日，《新京报》报道称：“关于群众反映派出所不作为的情况，调查报告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以派出所以前查无证摩托，因此未能及时前往事发地。”

当天傍晚，在确认孩子们已经死去之后，一些村民站在水里抱着他们小小的糊满泥浆的孩子，要求在派出所里停尸。他们说：“全镇就你们派出所地势高，不放这儿还扔在水里泡着啊？”一个民警试图阻拦他们，他们推开他，砸开了玻璃窗。

派出所有4层楼，建在镇上的高处，门前还有台阶，当时确实是镇上极少数进水较少的建筑之一。不过真正促使村民们这么做的是他们的愤怒—按照当地风俗，把尸体送在谁的家里，就意味着强烈谴责其对死者之死负有责任。

按河道算，和胜村距离沙兰镇有20公里，村民们事后推测，洪水的到来至少花了2个小时。即便是对小学生来说，这也是一段充足的逃生时间。

村民们对镇上有关机构的“官僚主义”相当不满。6月12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和宁安市的领导在殡仪馆会见10名遇难者家属代表，代表们提出：“洪水天灾抗拒不了，可是人祸必须追究。”

在这次被村民们称为“谈判”的会议上，沙兰镇水利站站长刘明广向各级领导和大家解释说，洪水袭来的原因之一，是村民们乱砍乱伐破坏了大自然。遇难者代表反击说，乱砍乱伐的人是有，可是村民们敢吗，有权吗？代表们一度决定退出会议，宁安市委的一位领导因此把刘明广撵出了会议室。

令村民略感欣慰的是，镇党委书记和派处所所长被“抓起来了”。“这些孩子都有机会活啊。”张海霞的儿子贾志博死在了2年级的教室里，她说，“哪怕有一个有关的人说一句话，就能给这100多个孩子一条生路啊。”

在悲伤和愤怒中

6月13日和14日，沙兰镇里到处都是泥浆，房屋墙壁上记录着不同高程的水痕。人们神情黯淡，在清淤、搜救、卫生和运送物资的车辆溅起的泥水间穿行。每隔10米就会有一两个警察的身影。来自鸡西的警犬搜救队在泥泞中跋涉，狗看上去很累。

失踪学生的家长们已经不相信孩子还有生还的希望。

到6月13日，出事的第4天，王德全只吃了一个盒饭。白天他跟随各个搜救队到处走，疲惫不堪，晚上就和衣睡在救灾帐篷里。他抱有的奢望，就是找到孩子的尸体。“我要看上一眼。”他说。他没哭过，就是觉得恍惚。

杜明月家死了2个孩子，邢云双家死了1个孩子和1个老人，在宁安市殡仪馆，还有一个老人哭诉自己一家就死了3个孩子。

6月21日，宁安洪灾现场救灾指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此次沙兰镇洪灾死亡人数最终确定为117人，其中学生为105人。沙兰镇一下子失去了将近1/3的孩子。

孩子们大多神情阴郁，不敢回忆当时的情景。6月13日下午沙兰镇又下了一场暴雨，宋宁宁吓坏了，拉着母亲往高处跑。孩子们夜里睡觉时会哭，在沙兰中学复课后，放学时不敢往小学的方向看。

仅有的几个例外是那些当天没有去上学，或被家长提前接走的孩子。

6月14日下午，复课次日放学后，王萌萌和牛新颖跟着奶奶走在街上，无忧无虑的神情和动作使她们非常显眼。高璐璐的奶奶冲过来，抱住王萌萌大哭，越哭越低，最后跪倒在街上的稀泥里。“她的孙女跟我的孙女是一个班级。”赵国琴解释说。来自牡丹江市的几个支援灾区的女卫生员听了她们的故事，惊叹赵国琴“聪明”“、立了功”，赵国琴骄傲地听着，然后也哭了。

镇上的群体生态正在改变，怨恨与麻木同时滋长着。普遍的，人们忽视了洪水中出现的无私和英勇，更多地注目于人性中的怯懦。

事实上，洪水到来时，当天没有课程的英语教师付娟本来是来接自己的孩子，但是到了4年级2班就留了下来，带领孩子们跑出校园。刘喜龙等几位家长在自己的孩子逃生之后，仍旧在帮助别的孩子。据记者事后在教室中目测，当时最高水位已经接近黑板的上沿，至少超过了2米3，成年人同样面临危险。

当天下午2点半，镇卫生院的院长解洪权听到一个中年妇女喊“那边儿水漾桥了！”出去一看，学校的路口已经有白亮亮一片水光，过不去了。他派出卫生员，打电话向上级卫生局汇报。一个小时后，镇政府的电话终于到了：“有人伤亡。”

3点半，第一个孩子被家长抱进卫生院，满身是泥，摸上去冰凉，已经死了。从这时起直到晚上，孩子们被三个、两个地抱进卫生院，病床很快就摆不下了。家长们扫掉桌子上的仪器，把孩子放在上面。到处都是死去的孩子，没地方放，凳子上要摆着一个，小桌子上也要摆上两个。

4点钟左右，有人喊：“解院长，你的孩子进来了。”等救治完一个抽搐的孩子，解洪权过去看了看自己的孩子，对妻子说：“不行了。”妻子拒绝承认，让卫生员继续抢救，等救援的医务车来了之后，又立刻转到了附近的东京城医院。那天下午，镇上的女人都这样，总是不承认孩子已经死了。

洪水的到来导致沙兰镇停电，手机也失去信号。到了晚上，卫生院里点起了蜡烛，四处都是死去的孩子。

刘雨新是一年级的惟一的幸存者，几乎可以称作被命运亲吻了的女孩。她7岁，在洪水淹没了教室之后，跟同学们一起在水里挣扎。奇迹般地，她抓住了暖气片，然后爬上了窗台，在摇晃的水流中没有被冲下来，水曾经淹过头顶也只呛了两口，而且在深抵下颌的水中保持站姿一个小时之久。

当天下午3点多，她的二叔冲进了教室，在水里挑拣小孩。这时他听见刘雨新在上面说：“二叔你扒拉啥呢，我在这儿呢。”在四处漂浮着的小孩尸体中间，在这个大团圆结局中，小女孩镇定自若，二叔却大声地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