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成本高在哪,总理道出了真相

作者:远山
2017.01.05

营商环境的优化绝非朝夕之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企业减负的空间还很大,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非税收入项目的立法监督和公示制度。

前段时间,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在谈论中国制造业企业发展时直言“中国制造业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增值税是最大负担”, 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公众对税负话题的又一番热议。

事实上,近几年中央在税收改革上的行动力度很大,但仍有部分企业反映税负过重。1月4日,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国务院的第一次常务会议上,对此问题就提出主要是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并进一步发问:“企业成本高在哪儿,还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

企业负担过重,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要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毫无疑问要确保企业的健康发展,而企业能否健康发展,主要取决于企业所处的营商环境是否优越,政府的税费是否规范、公平、合理,企业能否轻装上阵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要营造具有竞争力的营商环境,绝不是动动嘴皮子、喊喊口号就能实现的。

目前,税费制度还存在诸多尚待完善之处,主要体现在以往分税制改革,造成税收分成过度向上层倾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事权层层下移而财权层层上移,越是低层级的基层政府,财权越少而事权越多。在主体税种缺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能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来解决财政困难。为了进一步深化分税制改革,2016年8月26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就是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关系,为地方政府“减负”。

可以说,无论是财权事权的重新分配改革,还是简政放权、减税降负的施政目标,其实都已经给企业减负提出了明确的施行办法。接来更为重要的是,继续推进和落实这一改革的方向。

不得不指出,不少地方非税收入比重偏高,调整空间仍然很大。2014年的数据表明,地方非税收入占比22%,比重显然过高。而去年人民日报一篇报道指出,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个别地方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却大幅增加、居高不下。这不仅令财政收入质量变差,也给企业带来了沉重负担。特别是一些不规范的收费,还会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这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地方在非税收费以及减免上,是政策性而非制度性的,企业减负尚未建立长效机制,专家论证、公众参与和监督尚不充分,制度层面的创新和深层次体制改革仍然缺乏。比如对收费项目的立项、定标、征收、监督、票据管理和资金使用等各个环节,还缺乏一套完整、统一、规范、系统的管理法规,对经营性收费的清理仍然不足。

经过多年的清理整顿,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规范在强化,但对于一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垄断行业组织借用行政权力和垄断地位实施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制度仍不完善、收费行为仍不规范,如各种摊派、赞助、检测费、协会收费、部门下达的报纸杂志费等,企业反映强烈但仍未得到有效清理。

营商环境的优化绝非朝夕之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企业减负的空间还很大。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非税收入项目的立法监督和公示制度,应通过加紧制定非税收入的管理法规,明确非税收入监管的对象、内容和权限,明确监督主体和客体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建立非税收入的公示制度,对保留下来的各项非税收入项目定期向社会公布其征收标准和金额,实行挂牌征收,增加政策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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