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我住在日本时，日本人已开始寻找自己的身份。该国当时已成为经济超级大国，但在政治上却还很落后；它不知道该充当什么世界角色。有人认为日本应成为一个不会改变世界秩序的全球大国；它应接受西方创立的国际体系。但也有越来越多人主张，日本应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挑战“华盛顿共识”，摆脱美日安全联盟的束缚及制定个性鲜明的外交政策。换言之，现代化不等于美国化——特别是在自豪而古老的亚洲文化中。

当然，日本随后长期的衰退浇灭了其勃勃雄心。这个月，我在北京和一群中国学者待了9天，他们的话让我联想到上世纪90年代的那些辩论。与20年前的日本一样，当今中国也在寻找自己在世界的身份。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视西方为榜样，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美国的月亮更圆”。但不论公道与否，此后的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以及卡特里娜飓风过后新奥尔良重建迟缓，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在华形象受损。

我在中国时，发现有人谈论清华大学一名教授——阎学通的著作。阎在著作中将当代中国的抱负与古代哲学相联系，他在书中概述了可被称为儒家外交政策的构想。从西方的观点来看，阎倡导的一些传统观念似乎让人宽心。他引证中国古代学者荀子，后者主张大国欲“安如磐石”就必须尊重别国。阎还认为中国的传统观念要求强国必须扶助弱国。如果受海盗威胁而无力抵抗国家的公民，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就有义务出来维持海上秩序。如果说这意味着一个强大的中国将是世界一个良善警察，那么其崛起或许最终应受欢迎。

一个学者的思想并不代表政策方向。但与之前的英国和美国一样，中国若最终不向全球投射力量，就不能在全球展开投资和贸易。随着中国公民和企业在全世界构筑网络，中国政府将维护他们的利益。中国人也许失去了过去信奉的政治信仰，但在我与之谈过的中国教授中，即便是最活跃的都不愿拥抱西方民主。所以中国是在回到自己的过去寻找将来，复兴曾被埋葬的历史。对于西方来说，聪明的做法是让中国自我发现。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中国人必须决定他们是谁、他们想要什么。(Sebastian Mallaby 译者/小河 美国《华盛顿邮报》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