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在出席国际金融会议（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简称IIF）2009年春季会员大会时表示，亚洲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部需求，宏观失衡现象十分严重。亚洲经济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找到新的增长模式。而印度是亚洲最有可能找到这种新增长模式的国家。

有意思的是，在不久前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成立20周年院庆暨MIT—Lingnan合作10周年庆典上，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教授比较了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印产生的不同冲击，认为印度在抗击金融危机的硬性条件上都不如中国，但是一些软性条件方面存在优势。

我们认为，印度跟中国的发展相反，印度微观的经济基础发展非常出色（2003年之后宏观经济也表现不错）。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宏观的持续发展是取决于微观经济基础。而两者之间是有时间差的。

印度发展速度比中国低，投资相当于中国的50%，增长相当于中国的80%，但印度再利用资金的效率方面要比中国的企业略好一些。所以，在对抗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印度的波动性比亚洲其他国家都低，其总失业只有几百万。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机并没有让印度的企业减少，印度企业反而“拿走“了美国更多的外包业务。

简单地说，印度的增长主要是靠内需拉动，这也是中国需要借鉴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真的像罗奇说的那样，可以成为亚洲发展的未来“样板”。印度的政府没有足够的权威，导致印度在基础建设上的进步非常缓慢，另外，印度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是印度的农业——农业占印度GDP的比值比较大，而且印度气候条件对农业的影响比较恶劣，但跟它的体制没有关系。这也是印度多年来发展比较慢的原因，地理位置对印度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

印度的农村和民间金融改革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金融改革其实是农村的金融改革。目前农村金融的匮乏造成了农民工必须“外觅”而不是“本土创造就业”。金融业对民间不够开放，私营和民营企业拿不到资金和贷款，导致农村劳动力成本相对于资金的成本大大降低。于是，农村缺乏资本、同时农村劳动力相对资本“贬值”，从而自动形成了城市里的劳力密集型产业大量诞生，农村（劳动力源泉地）却没有大量劳力密集产业的出现。更重要的是，城市劳力密集型产业没有足够的动力升级到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大多被国有企业和政府喜欢的企业所占据，因为他们可以得到更廉价的资金。

所以，中国必须在制度安排上进行深入改革，才能根治中国过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问题。部分人因此担心企业不走劳动密集型模式后，农民工可能会遭遇就业问题。后者的关键仍然在于农村金融的发育与培养。当农村有了良好的金融资源配置体系，就会很好地促进农村乡镇企业（劳力密集型产业）的发育，也就具备了吸纳大量农民工的可能。（原题:“象”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