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昌奇

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麦道夫因金融诈骗被判150年监禁。他制造的“旁氏骗局”涉及数千亿美元。据报道，当法官在判决中指责麦道夫的罪行“极其邪恶”并宣布刑期时，麦道夫面无表情。150年，是此类犯罪量刑的最高刑期，是联邦检控官建议刑期的3倍，是麦道夫辩护律师要求刑期的10倍。

有人说，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麦道夫不是唯一的一位，但可以算作此次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裸泳者了。其引人注目的程度，大概不亚于搁浅于海滩的巨鲸。当然，这样的比拟只是就体量而言的。搁浅的巨鲸受到同情，会得到人们尽力的救助。麦道夫不是。报道说，宣判后，法庭内响起了短暂的掌声。

在金融诈骗的行当，麦道夫不是始作俑者，更不会是最后的一位。金融诈骗不绝并越玩越大，而且不独为美国所有，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也不鲜见。这只是人性恶的一面使然，是贪欲的驱使？还是另有其他制度性的、社会性的原因？

先说说现代金融体系。这是麦道夫“旁氏骗局”寄生之所。自次债引发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学家关于现行金融体系弊端的争论不绝于耳。克鲁格曼，这位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其《纽约时报》的专栏曾发文指出，现代金融体系的过度增长带来的祸害要大于益处。

克鲁格曼对比了两组数据。一是1960年代美国股市正值“沸腾的岁月(the go-go years)”大牛特牛的时候，整个金融和保险业占GDP的比例不到4%。金融的不重要性也体现在道琼斯股票指数上。一直到1982年，该指数还不包含任何一家金融股票。另一是此次金融危机之前，金融和保险业占GDP的比例达到8%，道琼斯股指中有5家金融股票入围。

如果考虑到美国GDP从1960年代至今的增长，目前金融体系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但问题关键还不在于此。克鲁格曼指出，即便是在1960年代美国经济十分活跃并快速增长的时期，相对规模较小的传统金融体系已经能够很好地提供金融服务。他由此认定，自1980年代后的金融体系的扩张是一种基于自身利益的自我膨胀，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必须。

我这里无意为麦道夫的罪恶开脱，更不会因噎废食，提出废止现行金融体系的糊涂主张。金融体系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信贷、理财是现代人的必修课。我想问的是，现代生活方式中有多少是值得憧憬的，又有多少是自己鼓吹起来的泡泡呢？

对现代性的批判，在西方语境中由来已久。我们经由学术界的引介对此略有耳闻，但始终感觉是“西方病”。但另一方面，从“中体西用”的主张到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我们事实上早已将“摩登”作为欲达的目标。西方的现代性积疴已久，我们若是想着置身事外，跟没事人似的，甚至怀着隔岸观火的愉悦，偷乐于自己的优越性，自慰于“中国模式”的巨大魅力，岂不是很傻很天真？

麦道夫是一个喻相。作为经济学家的克鲁格曼曾作过这样的比喻:现在的美国经济是麦道夫式的。一直以来是受人尊重，甚至是敬畏的，但到头来却是一场骗局。这是一个极富寓言性的对比。现代经济如此，摩登生活带给我们会不会也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