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

信息发布门槛的降低导致的后果之一是，少数人的声音被放大了，特定群体对于自身政治能量的评估也因此出现了泡沫。

Twitter，这个以140个字符的微型博客为主要特征的社交网站，随着德黑兰街头涌动的人群，一时间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国务院官员间接介入Twitter原定升级安排的行动，更是给予了媒体巨大的想象空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此次伊朗选举而引发的动荡，已经成为了检验借助信息技术实施“E外交”乃至“信息战”诸多理论假设的试验田。

美国国务院官员间接介入Twitter公司原定的系统升级安排，以保证“德黑兰街头民众”使用该系统继续进行联系的行动，反映了华盛顿决策圈关于“创造性地使用新技术”以增强“直接影响对方人民的公共外交的效率”的理念。

2009年5月13日，被提名为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助理国务卿的Judith A. McHale女士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名听证会上就指出“如果得到有效的和创造性的运用，新技术就有可能变成改变传统外交游戏的力量”。就其本质而言，这种看法并不新鲜，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冷战时期，美国之音欧洲台和自由欧洲之声广播电台等在美国对苏东的和平演变中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当然与此前由得到中情局或者美国政府资助的电台广播不同，这次在伊朗选举风波中大出风头的Twitter和Facebook等社区软件自身的立场“相对超然”，毕竟不是中情局投资设立的，这种清白的出身，对于维持信息内容的可信度，非常重要。

此外，从技术角度来说，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导致了信息发布门槛的持续降低，使得“人人都可以写博客”，“人人都可以是记者”的观念深入人心；而在此过程中，网络的匿名特性又使得“职业运动员”和“业余爱好者”得以在“同一个赛场上公平竞赛”。由此导致的后果之一是少数人的声音被放大了，特定群体对于自身政治能量的评估也因此出现了泡沫。但是在实际投票的过程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声音大小，而是人数多少。当“活跃的少数”与“沉默的大多数”在投票箱里最终摊牌时，巨大的心理落差促成了德黑兰街头动荡最初的动力所在。

无论是在选举开始之前的国际宣传，还是在走上街头之后引发的国际反响，熟练掌握放大力量和声音技巧的群体都表现出了某种压倒性的优势。但在离开了虚拟的数字空间、面对实际的投票箱和残酷的清点人数时，“少数”和“多数”的实体区别就从泡沫下面浮现了出来。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8年3月，伊朗国内有网民23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大约是34.9%，而目前第一轮公布的选举结果，穆萨维的得票率是32%。2300万人，无论是在网络上，或者是走上街头，都将具有异常巨大的视觉冲击效果，但是就选举而言，34.9%并没有超过半数，绝对数量尽管众多，但并不必然构成政治话语中的“多数”，假设这34.9%的网民完全一致地站在穆萨维这边，是否就一定意味着穆萨维必然在任何选举中都获得胜利？显然，并不一定。

以Twitter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固然构成了此次动荡走向激烈的催化剂，但它并非导致动荡发生的真正原因；同样的，虽然用社区软件取代了美国之音等广播电台，但最终整个事态的发展也不会脱离冷战时期发生在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家中类似案例的轨迹。除了媒体关注、口头支持、政治表态以及事后姗姗来迟的某些制裁之外，德黑兰街头的民众不会得到更多来自“爱好民主”的西方国家政府的实质性支持。

Twitter的存在确实为媒体报道德黑兰街头的运动提供了独特的来源，以及特殊的炒作题材，但最终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暴露此前被泡沫所掩盖的极限所在。当伊斯兰革命卫队开始直接限制伊朗互联网的国际出口，管制手机通信信号，或许国际社会可以毫不迟疑地进行口诛笔伐，但最终可能会无奈地发现，没有足够现实基础作为支撑的数字空间力量，在面对来自现实世界的强大力量时，仍然主要是一种虚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