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之后，这种现象很快得到了改变，一方面索韦托的公共设施在民主化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善，索韦托不再是那么简陋，不管是黑人的住宅，还是各种公共设施，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黑人可以进入约翰内斯堡，约翰内斯堡在有些人看来就比过去要脏乱差了，有些人说原来的约翰内斯堡像北京，现在的约翰内斯堡有一点像是马尼拉了，但是这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呢？不同的人大概有不同的判断。

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大城市是没有贫民区的，原因是不允许黑人进入，只能住在索韦托，不能住在约翰内斯堡。但是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就有大量的穷人进入大城市，在城市里出现了一些露宿街头的人，就出现了一些棚户，还出现了穷人干脆占据空房的现象，出现了治安和脏乱差一类的问题。这一类问题，使得现在的南非大城市比起种族隔离时期要更像拉美(据说拉美大城市的特征就是城里有大片的贫民区)，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所讲的拉美化，因为拉美化是没有走出种族隔离制度这一背景的，而南非出现的这些问题，其实是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的一个暂时的现象。

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城市里很干净，治安也很好，但是这是以种族隔离为代价的。我发明了一个名词，把这种状况叫做“前拉美化”，也就是说它是在没有迁徙自由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漂亮城市，这种漂亮城市的背后是对黑人人权的剥夺，因此它比拉美还要落后。而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的民主化阶段南非虽然出现了暂时的城市治理困难，可以叫作“类拉美化”吧，但与“前拉美化”的“漂亮城市”相比还是进步了。今天南非社会的共识是，如今的城市治理困难只是他们进步过程中的问题，要解决这种问题，但绝不会再倒退回到“前拉美化”的状态，尽管南非在那时曾经有非常漂亮而且“有序”的城市，但对于大多数人即黑人而言这并不是他们的城市，也不值得他们自豪。

按照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当局的制度设计，“流动工人”应该是在城里打工，把家留在农村，他们在农村的家庭，白人当局起了名称，原来叫班图斯坦，后来叫“黑人家园”。南非的“黑人家园”理论是1956年通过所谓的汤姆林森考察团的报告建立的。当时南非的一个农学教授汤姆林森率领一班学者搞了个调查，认为南非工业化造成大量黑人涌入城市，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到本世纪末都市黑人人口将达到1500万，那么就会出现美国底特律、芝加哥式的现象，他们以美国作为反面的案例，说这种无序的城市化会造成严重的问题，像贫民窟、脏乱差等等。因此他们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让黑人和白人“彼此独立发展”。但是这个报告也说，黑人只务农其实也过不下去，因此要在黑人居住区实行工业化。汤姆林森报告说，如果不为黑人在自己的居住区提供发展机会，那么我们的计划就会失败，因此要实行所谓的投资点和工业分散化计划，也就是在黑人家园搞离土不离乡的乡土工业，让黑人就地在那里工作，不要进城，进了城也不要在城里安家。

白人当局还说，黑人家园可以保护黑人的优秀传统，维持酋长制度，不要学白人搞什么民主。当时黑人维权运动对此是强烈反对的，曼德拉对这个计划有激烈批评，他指出:尽管汤姆林森报告中关于发展黑人区经济、改善民生的说法并非一无是处，但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在于阻止黑人定居城市，因此从总体来说是行不通的，而且是不人道的。

进城定居是穷人的权利

大家都知道，虽然南非实行了这一计划，但仍然无法遏制黑人进城安家的潮流。南非所谓的黑人家园，在10多年前就已经逐渐成了一个留守人口居住的地方，基本上就是老人、妇女、小孩，而青壮年都进城打工了。但是南非当局希望通过振兴黑人家园计划，使得南非的黑人能够回流农村，即使不回流，也希望由此只在城里暂住，等到打工到35岁就回到黑人家园靠部落集体所有制养老了。在种族隔离制度的最后20年，进行了相当大规模的投资。正如汤姆林森报告所讲的，如果在黑人家园里没有出路，黑人仍然是要涌入城市的，因此要实行黑人家园制度，就要使黑人家园有所谓的复兴。于是通过国家投资，在黑人家园盖了很多公共设施，盖了一些居民区，搞了很多那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为了使黑人家园对于黑人有约束力，南非从1974年开始，还千方百计地让这些黑人家园独立。因为南非毕竟还是有一点西方的传统，如果是本国的公民，不让他们在城市定居还是说不过去，他们也不能明目张胆实行一种另类的户籍制度，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让这些黑人干脆成为外籍劳工，如果这个黑人家园独立成为单独的国家，那么黑人劳工的问题就比较简单了，他们就成为外籍劳工，只能在这里打工、不能安家。

为了这一点，南非的国家公共财政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后期，他们对黑人家园的补贴非常之大，1988年到1989年财政年度，南非政府对10个黑人家园的财政补贴总额超过69亿兰特，而下一财政年度更达到85.1亿兰特，增长非常快。按照当时的比价，相当于34亿美元。如果折算成2006年的美元，就相当于60亿美元，按照黑人家园的总人口平均，每人达到380美元。

但是，南非国家财政对黑人家园建设投入的效果却很差，因为它的初衷不是为了改善黑人权益，达到种族平等，而是借助传统专制酋长来约束黑人，使之留在农村，使城里的打工黑人变成外籍劳工，而失去在城里安家定居的资格，将35岁前住单身工棚、35岁后回乡终老这样的一种状态固定化，甚至借助传统力量让城居黑人倒流回乡，而不给白人城市添麻烦。正是由于这种制度设计是出于这样很不正常的目的，因此这些形象工程花钱多、效果差，被很多白人纳税者视为很大的负担，这种负担也是他们在种族隔离制度后期改变态度，倾向于支持取消种族隔离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与其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实际上还是拦不住黑人进城的潮流，还不如干脆让他们进城。

一方面南非将黑人圈在索韦托这样的地方，另一方面在主城区还是出现黑人住宅区，当时的南非政府就采取驱逐政策，就是所谓的清除贫民窟。南非在经济发展时期曾经出现过很多这种事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中在50年代出现的索菲亚顿事件是最有名的一次。

最近姚洋先生说贫民窟意味着穷人进城“侵犯产权”。我不否认一些民主国家对穷人“私搭乱建”相当宽容。但是那些“低人权国家”则不然，他们的暴力“城管”显然侵犯人权，而用城管方式“清除贫民窟”才真正是侵犯产权。民主化以前的南非怎么可能让黑人“私搭乱建”？那里的黑人贫民区应该说都是在尊重产权的基础上形成的。约翰内斯堡市内的索菲亚顿本来是一块给穷白人盖的廉租房小区，完全是合法的，但是盖起来了之后，白人当局认为标准太差，做白人的廉租房不够格，因此市政当局拒绝提供市政支持，没有给它投资建下水道等等。开发商不愿意浪费这笔钱，就把房子卖(租)给了黑人打工者。这完全是正常的产权交易，并没有发生所谓黑人占地乱建的事。但是后来，因为那里离市中心比较近，只有4英里，属于三环内甚至二环内吧，白人当局认为这块地皮被黑人占据太可惜，于是实行了“清除贫民窟”计划，把上万黑人赶走，造成非常严重的事件。著名南非影片《鼓》就是讲的这件事。

在南非黑人解放运动中，黑人领袖都非常强调黑人贫民区存在的权利。尽管贫民区本身条件就非常差，但是连这样的地方都不让他们住，就更加不人道。曼德拉就曾描述过约翰内斯堡的亚历山大贫民区，那里设施简陋，治安也很糟糕，但曼德拉强调说，白人当局的清理贫民窟，要比贫民窟本身更不人道。非国大领导了贫民窟黑人的反拆迁斗争。曼德拉说:“尽管亚历山大的生活像地狱，但这里也是一个致富之地，黑人可以在这里积累私有财产，经营自己的产业，黑人不必向白人的城市管理当局磕头。亚历山大是一片希望的沃土，见证了我们的人民冲破约束、成为城市永久居住者的历程。为了让非洲人留在农村，或是在矿上打工，白人政府坚持认为黑人本质上就是农村人，不适合城市生活，亚历山大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却戳穿了这种无耻的谎言，亚历山大的居民来自各个非洲部落，完全适应城市的生活和政治意识，城市生活有利于抹掉部落之间、种族之间的隔阂”，因此曼德拉说亚历山大是黑人的希望之地。

当然曼德拉绝不是说黑人就该住得这么差，但这是国家之过，不是黑人之过。国家不能提供廉租房已经该骂了，黑人自己搞个“窟”你还要驱逐他，这真是太过分了！

总之，南非是靠欺负黑人实现的经济高增长。但这种状况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难以为继了。一方面是维护这种状态的成本越来越高，包括黑人家园的建设都是非常花钱的，效果也不好。二是这种制度安排的成本越来越高，国际社会对这种事情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且这种用“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化经济中增加“竞争力”的体制，本身也会带来严重问题，这就使该国的消费市场极其狭窄，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非常高。

由于这种种的原因，南非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改变了这样的状况，民主化进程就变成了一个难以阻挡的潮流，最终发生了1994年的南非变革。关于1994年以后的南非变革，我觉得还有无数的故事，也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关于这一点，今后我们还可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