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虹飞案：司法机关分得清违法和犯罪

在首都机场制造爆炸的冀中星，摔死女婴的韩某，于7月29日被批捕。同一天，有消息称发微博“炸建委”的女歌手吴虹飞也被警方申请批捕。有媒体把三个案子捏在了一起评论称：这一系列执法行为“将向舆论场发出正确的信号”，法律决不可被所谓的“民意”吓倒。

但是，7月31日，吴虹飞的律师称：吴涉嫌的刑事案件已经被撤销，改为行政拘留十天，罚款500元，8月2日释放。这才是中国司法机关“向舆论场发出正确的信号”：司法机关懂得平衡公民言论自由权与保障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也分得清普通违法与犯罪的区别，严格依法办案不是被“民意吓倒”，某些人“法律即是严打”的落伍见解被中国的司法进步无情地甩在了后面。

7月21日，歌手吴虹飞发微博称：“我想炸的地方有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还有建委”，之后吴虹飞做了删帖，但还是被北京警方立案。在冀中星实施机场爆炸之后，在微博这个公共平台上发布“炸建委”的言论是欠妥的，但欠妥不代表违法，违法不代表犯罪。

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里的名言“法律不惩罚意向”，早成为各国共通的法治理念：法律一般只处罚外部行为，公民的言论只在特定条件下才可构成犯罪，吴虹飞的言论与冀中星的爆炸行为判然有别——冀固然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其在公共场所引爆爆炸装置，危及不特定的公众的人身安全，这种行为本身就构成犯罪；而吴只是在微博上发布了“炸建委”的言论。

言论，一般没有直接的社会危害性，只在特殊情况下，才需要依法惩罚。对于言论自由的红线，美国确立的标准是“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即当言论构成“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时，才超出言论权的底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拥挤的戏院里假称失火。

同样，我国刑法也遵循了“法律不惩罚意向”的原则，只惩罚造成直接社会危害的言论。我国刑法第291条规定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该罪名的构成要件之一就是虚假恐怖信息必须“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依最高法方面编订的《刑事审判参考》中指导案例第398号《黄旭、李雁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是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正常的工作、生产、经营、教学、科研等秩序被迫停止或中断一定时间；或者因行为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引起一定区域内的社会公众心理恐慌，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无法正常地生活、学习和工作；或者因行为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导致公安、武警、卫生检疫等国家职能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受到严重干扰、破坏，如公安机关出动大量警员对可疑区域进行查爆排险的。

黄旭、李雁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发生在2003年的“非典”期间，黄旭为发泄不满，编造某公司经理出现“非典”症状，指使李雁拨打北京“120”；急救中心派急救车前往公司所在大厦出诊，造成了大厦人员恐慌。

再比如，今年5月15日飞往深圳的5架航班陆续收到炸弹威胁电话；5月17日，飞往上海的11架航班收到炸弹威胁电话。“诈弹电话”导致飞机被迫返航、降落，乘客从飞机紧急出口逃生，严重影响航空安全。这些“言论”都已对社会造成直接危害，引发社会恐慌，超出了正常言论权的范围。

反观吴虹飞“炸建委”的微博，发布不久就被删除，几乎没有人从这条微博中感到“恐慌”，北京建委也没有被迫停止办公；事实上，鉴于吴虹飞在微博上一贯的夸张表达，很多人认为那就是一个玩笑。依《治安管理处罚法》就足以惩戒这种不当言论，而不必浪费司法资源去追究这条几乎没有社会危害性的微博。

“表达自由是我们最为珍贵的一项权利。它是所有其他自由的支撑，也是人类尊严的基础”。在中国只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言论，才构成犯罪；对刑法任意做扩张解释，势必影响公民的言论自由，造成人人自危、道路以目的“寒蝉效应”。

有些人拿着老黄历看问题，把一切不妥的言论看成“犯罪”，远远落后于中国司法的进步。法律，不会向那些对法律有着特立独行理解的人“弯曲”；中国的法治进步，不会随着“申公豹们”的脖子往后转。转载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