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妇女去年平均只生育一个子女，生育率降至千分之八点二九，是全球最低的地区。结婚人数也创下新低，仅十一万多对成婚，离婚者却高达五万多对。更值得注意的是，高龄生育已蔚为风气，30岁以上的产妇成为“增产报台”的主力。

这些数字，结结实实打了“经建会”一个大耳光。一年多前，“经建会”才宣称:台湾人口出现“零成长”的时间，将从原先推估的二○一八年，推迟到二○二七年；理由是当局已提出多项鼓励措施，将使年轻人更乐于生儿育女，预估总生育率将从一点一人升为一点四人。未料，年轻世代对当局自以为是的奖励措施无动于衷，生育率不升反跌证明当局的人口政策只是纸上文章。

台湾的人口变迁，从不婚、少子、到老化，其实有更深层的社会因素及心理因素，必须要有全盘的观照，才能提出有效的对策。以为随便发放生育补助，即可鼓励年轻一代生儿育女，只是当局一厢情愿的想法，对解决新生人口不足根本无济于事。

不婚和不生，是全球社会变迁的共通现象，非台湾独有；不同的是，欧美先进国家在一九六○年代即陷入生育低潮，但经过调整再出发，近一、二十年已有显著的回升。美国生育率如今维持在二人的世代更替水平上下，欧洲平均也有一点四人。相对的，台湾在50年代，一个妇女平均生产六名子女，当局必须力推“两个恰恰好”的节育政策；不过短短半个世纪，台湾却跌为世界最低，如此剧烈的变化，自不应掉以轻心。

台湾年轻人结婚生子的意愿为何如此低落？从正面因素看，年轻世代更喜欢追求自由、无拘束的生活，不愿像父母一样被婚姻及家庭束缚，这种以自我实现为宗旨的人生观，本就无可厚非。包括新生人口适度降低，有助减缓环境负担，降低生存竞争压力，也未必不是好事。即使失和夫妻不要再当吵吵闹闹的同居怨偶，每年离婚人口增加，从社会思想更趋开放的角度看，也非全然是坏事。

但若从负面因素看，社会对婚姻的道德束缚固然减少，但升学及就业的竞争却不减反增，这是年轻世代压力无法减轻的主因。若进一步观察台湾本身的特殊因素，近一、二十年来，政治的纷争无日不休，族群和社会的裂痕愈来愈大；更重要的是，伴随激荡的政争过程而来的，是台湾经济实力的顿挫和光荣感的消散。试想，在一个充满焦虑和不安的社会，民众找不到自己的幸福感，谁愿意让下一代降生在这样不快乐的环境？

新竹市几年前提出生育补助策略，妇女生育头胎可获至少一万元的津贴，使该市跃居全台生育率之冠；一时之间，其他县市均群起仿效，以为是催生灵丹。事实上，新竹的生育奇迹是建立在科技新贵的高所得基础上，绝非区区万元勾起了年轻人“生”之意念。更别忘了，见诸媒体聚光的各种豪门婚宴，经常是冠盖云集而所费不赀，在在都夸耀着“婚姻当如是”的奢华观念，也就更扼杀了市井小民对婚姻的平实想象。尤其，如今网路宅男宅女当道，如何增加他们在真实人生中互动与认识的机会，恐怕比提高生育补助更有效吧！

原本生育率极低的法国，近年已变成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国家，其秘诀在于:当局把帮助家庭照顾儿童视为国家的责任，并将照顾年龄提早到三岁，所有三到五岁的幼童都可以进入公立托儿所。法国非婚生子的比率超过五成，但当局的照顾不加区别。由于不必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取舍难决，法国职业妇女不生的比率极低，母亲超过35岁的新生婴儿更超过两成以上。就这点看，台湾产妇高龄化其实也是正常现象。

当局必须承认不婚、不生是时代的综合并发症，并诚实思考解决之道，不能再用廉价的津贴政策打发。台湾高龄生育飙升，正是因为这个年龄层的妇女工作和生活均已趋于安定；当局若还在高唱“早生最好”，那就太昧现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