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报刊载社论称，兄弟象、中华职棒及台湾整个棒球运动，皆必须重新开始；若欲再次“开始”，即必须一切“重新”。所谓“重新”，至少包括了法制上的“新”，与“运动精神”上的“新”。

首先，应在“法制”面为棒运营造“新环境”。至少，政府应以更严峻的“组头条款”保护中职，特别是对打假球的源头，也就是签赌的组头，要有更严厉的法律将其治罪，让组头不敢轻易再把魔手伸到职棒球队。柯耀程教授两年前曾在“立院”公听会提议修补刑法第二六七条，该条款所定之常业赌博罪因为赌博除罪化而于二○○五年删除，以致对主持、操纵赌博，并获取庞大利益的组头无法重惩。但主持赌博或操纵赛事结果者，其利益千、万倍于普通赌博罪，仅以普通赌博罪，或是诈欺、背信罪论处，惩罚效果有限，实应加重刑度，俾能吓阻。

“组头条款”是中职目前最需要的第一道保护机制。上月七日，立委孙大千、赵丽云版本已排入审议，刑期最重达十五年，罚金则以柯耀程教授当初提的版本“一亿元”新台币最高。中职说“看政府怎么做”，却说不出要求当局马上做哪件事、立哪条法；其实，不如把动辄埋怨当局“说得多、做得少”的精力，转而聚焦于催促立法进度、紧盯立法质量，并游说球迷支持。

另一道防线是“运动彩券发行条例”。此条例在今年六月三读、七月公布，但因与原附属在“公益彩券发行条例”之下的“运动特种公益彩券管理办法”间，还有主管机关由财政部转至“体委会”的接轨问题，最快也要明年初才能施行。条例第廿一条规定，“妨害投注标的运动竞技赛事之公平者”，未来将有法可罚，最重五年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一千万元以下罚金。此法同时规范球团老板，庶可防止“米迪亚暴龙”，以入主球团为名，行操控比赛之实的丑事重演。

至于犯罪球员的处理，要靠另外的办法。法务部提供中职球员的“职棒法治教育手册”提及，刑法修正后，一旦查获球员或队职员打假球，将采“一罪一罚”的刑罚。亦即，打一次假球以一次诈欺罪论处；两次，再加一罪，最重可并罚到有期徒刑三十年。如此或可减低不肖球员以身试法的投机心理。

然而，再重的处分，若唤不起球员对于自身所负“高度社会责任的自觉”，则重新出发亦是空话。曾旅美八年的曹锦辉声明稿中坦承，“疏忽了身为职业选手应谨言慎行的责任”。难以理解的是，曹锦辉的经纪代表反问媒体:“有女孩子陪酒是违法的吗？”表面上当然看不出违法，但我们也要问，既然小曹承认“疏忽了身为职业选手应谨言慎行的责任”，难道“有女孩子陪酒”又合乎自己讲的“谨言慎行”？何况，那些花酒是由组头招待，更如何说是“谨言慎行”？我们绝非要求球员赛前弹古筝、赛后写书法、闲来吟诗作对，可是，当局为棒球投入经费，球迷灌注热情，难道想看到职业球员以“组头请花酒”作为纾解球赛压力？

此外，若要“重新出发”，球团应负起责任，教练亦应以身作则。兄弟象日籍总教练中伸名列被告，让包括许多球员在内万分错愕。若谓他与庄宏亮（侑霖）接触，仅止于讨论庄赴日、韩打球或开烧肉店，岂能令人无疑？看在球员眼中作何感想？球迷又会有何联想？至于球团的责任，当整个球队总教练及十余台柱球员皆卷入假球风波，球团管理显然失败，难道不当反躬自省？

继续让中职走下去的前提是:请球员们拿出专业道德，用最精湛的球技、最崇高的运动精神、最深刻的社会责任感，回报曾经对你们失望、但仍不离不弃的球迷。勿使棒球蒙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