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每一场司法审判，都是一次社会教育。最近几次司法判决，却让社会大众感到困惑。法官明明认定执行公务的人员收钱，却仍判决无罪；这岂不在向社会宣示:贪污不会有事，官员可以收钱！

最近一个案例，是前“交通部长”郭瑶琪收受南仁湖集团李清波父子的两万美元贿款案，遭检方以贪污罪求刑八年；一审法官认为郭瑶琪虽收了对方的钱，但因该集团最后未参加投标，无法证明收钱与其职务有“对价关系”，因而判决无罪。这项判决留给社会一个莫大的疑问:官员拿钱无罪，到底是法官眼盲？还是法治心盲？

让一般民众不解的是，法官不将重点放在官员“收贿”的事实，却用“自由心证”来决定“对价关系”的存在与否。试想，企业界若无所求，何必用奇巧的手段将钱暗藏在茶叶罐里送到官员家？再说，南仁湖集团原本有意抢标台北车站商场经营权，其间郭瑶琪也曾就此与其密集通联商讨，但最后因故放弃；不料，法官竟将此当成对价关系不成立的理由。一件贿赂案，难道需要以“已遂”为要件吗？

所谓“对价关系”，其实往往是一个虚实莫辨的东西。法官未查出金钱收送双方的对价关系，或授受双方不承认有对价关系，并不表示对价关系不存在，也不表示贿赂、徇私的事实不存在。何况，政商往来的对价关系，往往是多层次、多渠道的网状交织，而非一次性的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法官若非要把“对价关系”对应到某件特定事件，无异是鼓励不肖政商游走灰色地带。

退一步说，就算南仁湖集团无意抢标任何工程，但对方以“部长”之子将赴美留学为由致赠学费，郭瑶琪就能大方“笑纳”吗？法官说，郭瑶琪虽有违“官箴”，却没有违法；但台湾有公务人员服务法、有贪污治罪条例、有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等一仓库法案，临到头来，却没有一条能治官员收受不当、不法的钱财。请问，我们的官箴和廉能要靠什么维持？

再往前看，前不久高捷案二审宣判也有类似情况。前“交通部”主秘锺善藤收贿三百万元，前高雄市工务局长吴孟德曾收贿两百万元并泄漏底标，前者由一审的四年改判无罪，后者由十二年改判九个月。奥妙就在，高捷混乱的合资方式不仅被认定不受当局公开招标规定约束，甚至代表当局所派参与评审的官员都被认定不具公务员身分，而得以豁免其刑。这些人受“政府”之托执行公权力，却渎职收贿，而法律对他们竟莫可奈何？我们的司法正义，究竟是在这类公私莫辨的地带迷失，或是竟然藉这种公私莫辨的地带来纵放那些贪官污吏？

再看最近的一个案例，吴乃仁在台糖董事长任内受洪奇昌之关说，将多笔台糖土地以“贱价”出售给洪的长期“金主”潘志豪，两人同遭起诉。若依照司法界时兴的“对价逻辑”，法官恐怕也很难在吴乃仁和潘志豪之间找到直接的“对价关系”，因为他们的关系均透过洪奇昌的折射，并在先前或日后的政治献金中次第回馈给绿营了。这么一来，难道就是台糖土地活该被贱价？司法活该管不到大胆玩法的公务员？老百姓活该看法治被糟蹋？

扁“政府”上台后宣示扫除黑金，近九年，“政府”正式起诉的有四千八百多件，平均每月为四十五件；但台湾官员的贪腐枉法九年来每下愈况，令人感慨万端。别的不谈，只需看郭瑶琪、锺善藤、吴孟德等人收贿确凿，却遭轻轻纵放；全民瞩目的大案都如此，其它案件又将如何？对此，“法务部”研拟在贪污治罪条例中增订“不违背职务行贿罪”，或可期待；但更重要的，是司法官要改变划地自限的心态，否则清廉防线怎么守得住？

当“前总统”因洗钱贪渎还羁押在看守所，司法判决“官员收钱无罪”的案例又接二连三，这是什么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