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报发表评论文章称，陈幸妤、陈致中、赵建铭三人均承认在公务费案中做伪证，媒体报导多着墨于陈幸妤。毕竟，相对于她一向咄咄逼人的强势风格，忽然间在检方传讯时展现低调，认了伪证罪，其变脸之快不免引发揣测。

律师为她设计以认罪来换取免刑或缓起诉，自是一种“认小避大”的策略操作；亦即，以承认相对较轻的伪证罪来脱离扁家诸案，庶几规避未来可能遭追究洗钱、乃至贪污共犯等严重罪嫌。

但问题在于:承认伪证，即等于承认二○○六年作证当时已知自己购物、花费的发票用于报销公务费为非法，将来若被查出作证后扁家的钱仍有流入陈幸妤海外账户，则她恐难谓未涉及洗钱。

其策略弄巧成拙之处更在于:她以陈报状自曝将往美国留学一年，作为请求解除境管的理由；殊不知，检方认为依她的生涯规划，会妨碍本案侦查，因而下令限制出境，她的状子反而成了呈堂证据。

此番策略之失败，其实和陈幸妤自己的性格密切相关。她本是骄纵成性，从她对公公赵玉柱可以痛斥“你去死吧”，对民进党诸头面人物亦可痛批“谁没拿过我爸的钱”等行径看来，倘若检方判断她低调承认伪证，然后立即要求离开台湾，可能另有蹊跷，亦不为过虑吧？

扁珍因过分贪婪而陷于身败名裂，陈致中因自私自利而采取认罪协商策略，陈幸妤却因性格骄纵而致“认小避大”策略未能奏效。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扁家诸人似均可堪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