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杭九峰垃圾焚烧厂安全吗？纸面上看并不危险

5月12日，在杭州市常务副市长徐立毅明确表态民众不支持不开工之后，杭州市九峰垃圾焚烧项目建设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媒体发布了关于垃圾焚烧项目的36问36答，对一系列具体的技术细节给出了解答。对于民众广泛关注的“二噁英”控制，他的解释如下：

二噁英可以通过先进技术手段来控制。规划中的九峰垃圾焚烧发电厂将采用先进的焚烧技术和烟气排放控制技术，尾气排放将参照要求更严格的欧盟2000标准，即二噁英的排放浓度控制在0.1ngTEQ/Nm3以下(我国现行的垃圾焚烧尾气中二噁英控制标准为1.0ngTEQ/Nm3)。

这个数据与4月22日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示的项目说明并无二致。仅从公布的信息上看，九峰垃圾焚烧厂项目的各项标准并不比日本同类项目的标准低。而日本在上世纪70、80年代大量关停超标垃圾焚烧厂后保留下来的工厂，也基本实现了和居民区安全共处。

2万多人联名反对 人们的恐惧是因为无知？

据当地居民介绍，4月24日，杭州城区居民以及周边村村民就已经向杭州市规划局提交了一份2万多人反对建造九峰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联合签名，以及52人要求对《杭州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修编（2008-2020年）修改完善稿》公示提出听证的申请。杭州市规划局24日出具了一份书面答复，称将对这些申请材料予以承办、给予答复。

5月8日，杭州市针对该项目召开了垃圾处置专家媒体沟通会，当地媒体的报道中，引述了国家住建部环境卫生标准委员会主任、上海环境院院长张益、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勇和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新能源工程总设计师赵光杰的言论，专家们的答案是：“如果垃圾焚烧厂的建设标准足够先进，政府能够严格监管，企业能够自律经营，那就可以接受。”

专家言之凿凿，民众又是否理解呢？根据《中国青年报》的现场报道，“部分参与集聚的当地居民明确告诉记者，他们不是不相信技术，但就怕政府监管不到位。”同样在另一家官方媒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道中，受访民众反复提及的也是自己的呼声没有得到回应。

“不相信”绝不只是科学和愚昧的斗争

对于局外人而已，将参与余杭事件的民众视为缺乏科学知识的群氓是一件惠而不费的事情。然而，在垃圾焚烧项目引发群体事件被频频报道的今天，在番禺事件、启东事件、大连PX事件之类环保群体性事件被掰开揉碎，大肆宣传“不信谣不传谣”的今天，在距东南经济发达地区省会城区25公里的地段，竟然有数以万计闭目塞听的“义和团”？

当然，在群体心理形成“共意”的情况下，群体的情绪动员并不困难，互联网上多元化的信息被单向摄取同样存在可能，但是5月10日余杭区政府发布的“关于九峰环境能源项目通告”可见：“近日来，每天有数百名群众集聚到中泰街道办事处，最近两天，又有数百名群众集聚在南峰村九峰矿区。”似乎可以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居民所述“去了规划局要求听证什么的，后来政府的话也没反应。省政府市政府乡政府天天去的，他们也不给作回应。”提供佐证。

那么，面对2万人的签名，社会不稳定的隐患已露端倪，“天黑请闭眼”对也不对？

有邻避思维，未必会有邻避运动

邻避思维是一种相对普遍的情绪，面对未知危险，恐惧并不是多难为情的事。也是在杭州，滨江区浦沿镇山二村周边的垃圾焚烧厂在2013年11月也曾因居民的反对而受到媒体的报道，垃圾焚烧厂附近1000米左右即有一家自来水厂，3000米范围内有多所院校及诸多商业住宅楼盘。在居民口中，当地癌症多发也可能与垃圾焚烧厂的污染有关，同样希望垃圾焚烧厂能够远离自己。

不过，按照厂方和政府的解释，这个垃圾焚烧厂建设时周边还没有这么多建筑，且距离居民区300米符合国家标准，而且，杭州市城管委、环保局和企业自己每季度开展一般性烟气监测，杭州市环保局委托浙江省环保监测中心站每年开展二恶英监测。“监测数据显示，一般性烟气和二恶英均低于国家排放标准。”

为监督垃圾焚烧厂按规定排放废气，山二村的村民自2010年起即已自发组织监督小组，每天或者几天一次，前往垃圾焚烧厂监督废气排放的情况，从之前的检测结果看，废气排放都是达标的。

同样的“邻避思维”，同样的垃圾焚烧厂，并没有引发一样的冲突。

一篇“没说假话”的新闻触发情绪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九峰垃圾焚烧项目成为特例？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中泰乡白云村村民王先生告诉记者，在向杭州市规划局提交了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联合签名之后，规划局24日出具了一份书面答复，但并没有任何后续进展。随后，他们组织了约一两百人的宣传队在各村宣传垃圾焚烧厂的危害。

王先生告诉北青报记者，村民的情绪在获知有媒体报道焚烧厂方圆5公里范围内只有25户居民，5公里外只有楼盘后，被点燃了，并因此前往乡镇府讨要解释。类似的说法，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道中再次出现“反对的理由就是不想让他建到这里啊，建到这里面的话，因为他说旁边没有居民，里面有很多居民，不是他说的没有，而且不是他说的很少……他说只有25户人家，五公里之内只有一个居民小区，人烟稀少。但是我们这里五公里之内我们这里有好多楼盘。”

检索之后，方知这个“引爆”不满的报道是这样的：“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规划中的九峰垃圾焚烧厂300米范围内，只有25户居民，而离最近的小区约有5公里，离闲林居民区，则在10公里以上。”（据4月25日《钱江晚报》）

社区“共意”一旦形成总会寻找最近的宣泄口

对比上述信息，我们很容易发现居民的表述和报道的原文细节上有很大出入，300米和5公里的范围被混淆了，但在指向性上却是类似的——当地人烟稀少。不过，从300米范围内，再到5公里外小区之间的广大区域现实存在着众多村庄，这部分数以万计的居民被修辞忽略了。此时，2万人签名的被忽视与官方报道中的被忽视结合，当地人的情绪爆发需要的可能只是一个爆点。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单光鼐在2012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和其他群体性事件不同，环境事件有着强烈的“共意”特征，动员速度很快：环境议题与政治无关，参与者抛弃了很多顾虑。而且，环境事件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和社区性。”

群体性事件的另一位研究者、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也总结出类似的观点，“启东的事情我访问了很多老百姓，包括企业高管和中层阶级，你当时为什么去（散步）？别人问，你是启东人吗？一句话就去了。”

而我们知道，社区认同或者地区认同往往在不平等的环境下最易形成。被划入杭州管辖十几年仍无法同城同待遇的余杭区、萧山区，在同城生活中屡屡遇见“杭州市区（余杭、萧山除外）”的标识，尽管几乎年年有两会代表委员呼吁一体化，仍旧无法改变公交、户籍、入学的不同境遇，尴尬的种子似乎早已埋下。

渲染民众对科学的无知是另类的“懒政”

正如上文中提及的，受访者理解的政府的“恶劣行径”和表述往往与事件最初的状态相去甚远，其中充斥着误解和谣言的成分。但是，我们是否可以默认这种情况起源于“无知”？

现实是，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采访的居民表示目前他们还没有看到环评报告，也没有接到和专家对话这样的邀请，也没有看到环评的公示，同样没有组织过参观。居民是典型的一问三不知，专家们的煌煌讨论被当作沟通的一部分在媒体上发布，这种默认式的沟通方式，实在令人疑惑。

不仅如此，自4月下旬以来，当地媒体关于垃圾焚烧厂的安全性的解释文章连绵不绝，从国外经验到技术原理，从二噁英说到臭味处理，反反复复地谈科学问题，也谈到了建成之后邀请民众监督，持续地隔空喊话是否搔到反对者的要害了呢？至少目前，我们没有还看到相应的信息。

谣言止于真诚沟通 而非止于信息单向输送

事实求是地讲，杭州市、余杭区对于垃圾焚烧项目的推动不可谓不尽力，连篇累牍的媒体报道和解释，也一定在客观上起到了补充民众相关科学知识的作用，但是，浮在水面上的沟通毋宁说是空对空的尽人事。反观已经组织起来一、二百人的居民宣传队伍，曾前往垃圾焚烧厂选址以东12公里左右的阿里巴巴门口宣传，也曾去距离垃圾焚烧厂四五公里左右的杭州市青山湖水库附近宣传。

如果我们把上述情况理解为民间自发维权运动的行动，政府的失分就绝不仅仅因处于规划阶段，而没有对杭州垃圾焚烧项目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民众走向串联的时刻，政府已经注定无法获胜，更遑论直到这一时点政府工作人员仍未能走出办公楼入户解释项目的真实情况。

正如习近平不久前在河南调研时所说的“领导干部要努力以道德的力量去赢得人心”，试问，不主动和民众接触，不主动了解他们的需求，怎么展示道德力量？又怎么赢得人心？

公共问题让民众参与决策讨论 天塌不下来

事态发展到5月8日，杭州市召开垃圾处置专家媒体沟通会的当晚，村民发现有载有测量仪器的车辆驶入石矿区，并认为这是焚烧发电厂已开始动工的信号。据中泰乡一名村民介绍，5月7日下午，朋友通过微信告诉她：“有机器过来了。”几乎与此同时，“垃圾焚烧发电厂秘密开工”在中泰乡24个行政村的许多村民中流传。多名村民通过这样的方式，得知在没有进行环境综合评价和相关批示的情况下，大型的施工机器就要开进拟定的垃圾焚烧厂位置施工。随后，拟设垃圾焚烧厂的地点迅速聚集了1000多名居民。当晚9点，聚集的居民达到上万人。

接下来发生的冲突过程是警方解释的范畴，此处不赘述，只说杭州市的表态，归结起来是两点：其一，杭州的垃圾肯定不能送到外市，垃圾焚烧厂一定要建；其二，民众不支持就不开工。换个角度说，争取到民众的支持还是要开工的，那么，该怎样获得民众的支持呢？

番禺垃圾焚烧厂的先例是引入居民参与选址，日本东京都的武藏野市焚烧厂的经验也是如此：

由专家和市民代表组成的环境委员会推荐人员参加选址预备会，每个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参与，如果一年内选不出地址，则意味着市民没有做出选择的能力，就得接受市长的选址。市民们表示同意。经过选址预备会的投票筛选，四个地方被列入候选，其中包括市长最初的选址方案。

随后，选址进入到第二阶段，由专家、一般市民代表、以及这四个候选地的居民代表共35人组成了“建设特别市民委员会”，再做定夺，这是31年前的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