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的中国和中国的曼德拉

当地时间12月5日晚，南非总统祖马5日宣布，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因病医治无效，这意味着这位95岁高龄的老人，走到了其坎坷而辉煌一生的终点。

在今天的中国，说曼德拉是“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南非人名”恐毫不夸张：比他早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人、圣公会南非大主教图图，或和他同年获奖的、南非最后一任白人总统德克勒克，都远不及曼德拉的知名度，现任总统祖玛和曼德拉的继任者、前总统姆贝基也同样如此。

但曼德拉在中国的独享大名，却不过是近20多年的事。曼德拉之认识中国，与中国之认识曼德拉，都有个漫长的过程。

第一阶段：落花真有意？流水总无情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很早就开始经营非洲，并成为非洲反殖民运动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中国和泛非运动间的渊源同样十分深厚，泛非运动的几位领袖人物，如几内亚开国总统塞古.杜尔，加纳开国总统恩格鲁玛等，和中共老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也有着密切的公谊和私交。

对于南非这个特殊的非洲大国，中国的关注是极早的。目前能找到的、中国领导人关于南非的最早一则互动文献，是1952年1月19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致南非印度人大会会议联合书记加查里亚和密丝特里的，全文为“我代表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南非的非白色人民（包括印度人及其他亚洲人民）反对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与争取基本权利的正义斗争。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完全理解并深切同情南非的非白色人氏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苦难，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在持久不渝的斗争中求得自由幸福与解放。我预祝大会对反迫害与反暴政的民族解放事业有所贡献，并获得成功。周恩来”。此时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过两年多，而普遍被认为系中国和非洲政治、经济正式交往开始曲的周恩来-纳赛尔会面，和中国从埃及商人昆地处购买棉花，则分别是1955年4月和1953年4月的事。

此时曼德拉已开始积极投身反种族隔离运动和泛非主义运动，并在加入非国大的南非共产党总书记莫塞斯科.塔奈建议下，阅读了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的书”。他唯一的自传《漫漫自由路》称，在这一阶段，他阅读过《红星照耀中国》，并从中“看到了毛泽东的决心，和他非传统思想方法所取得的胜利”。日前喀麦隆《新思想报》刊出一篇回忆文章，记载1996年7月，曼德拉途经喀麦隆首都雅温得前往伦敦访问，中途特意滞留一天在喀麦隆国会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坦承泛非主义和早期非洲各国武装反殖独立运动对他的影响和其实，他表示，自己在策划武装斗争阶段，阅读了毛泽东、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书籍，并竭力了解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和喀麦隆、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获得独立的历史，而组织非国大的武装“我们的矛”，则系受到喀麦隆独立时期武装组织“喀麦隆人民联盟（UPC）”启发。

从这点上看，在谋求武装斗争的阶段，曼德拉汲取了毛泽东著作中的某些元素，尤其坚定了其对武装斗争本身，和“非传统思想方法”的信念。但他所能提及的毛泽东著作，仅限于《红星照耀中国》等粗浅、有限的版本，并未受到当年在黑非洲到处散布的“小红书”等影响，今天国内某些以左派自居的团体、个人，将曼德拉称为“资深毛粉”，显系夸大其词。

而在中国方面，尽管和南非反种族歧视团体接触和交往很早，但在“反殖反霸”的50-60年代，和“三个世界”的70年代，非国大都远不是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当年汗牛充栋的《读报手册》、《各国概况》，前者对非国大只字不提，仅谈及“南非广大黑人的英勇斗争”，后者也仅将非国大混在一系列“群众斗争组织”中一笔带过，两本书均未提及曼德拉的名字。

不仅如此，从目前寻找到的资料看，毛、周、陈毅等非洲人较熟悉的中国老一代领导人，也绝少提及曼德拉，这和当时动辄上《人民日报》和《新闻简报》的黑非洲各国领导人、斗争领袖名字相比，着实“关系太一般”。

究其原因，恐与南非和中国在这一时期官方联系几乎为零，而曼德拉又于1962年早早入狱有关。曼德拉在被捕前未到过中国，未见过中共领导人，其“武装斗争”刚开了个头就遭受重挫，与此同时，反殖独立运动却在非洲其它角落如火如荼，许多国家纷纷独立，不少独立后的国家政局又动荡不已，这些无疑都令当时的中国更为关注。此外，曼德拉的“剥削家庭”出身，以及他未明确表现出“背叛出身阶级”的“革命觉悟”，恐也未必合当时中国官方的胃口。

在这一阶段，中非民间交往尚处于极低水平，大多数人对非洲的了解非但是粗浅的，而且是灌输性的，官方信息中几乎看不见曼德拉的名字，民间又何从得知？

第二阶段：逐渐熟悉的名字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国际新闻的视野也逐渐拓展，南非非国大的斗争逐渐成为《新闻联播》和各报刊国际版时常出现的话题，“释放曼德拉”这一“斗争主线”自然也顺理成章地被屡屡提及。

这样一来，曼德拉也就逐渐成了中国传媒上常常挂念的外国名人，成了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几个外国人姓名之一。

当时有此待遇的，还有西哈努克亲王、阿拉法特、齐奥塞斯库、铁托、尼雷尔、卡翁达等几位。和这几位相比，中国人对曼德拉的印象，恐怕是最模糊的。

首先，前面几位“老朋友”都是60-70年代、甚至更早就在中国“声名远扬”（尽管个别人如铁托，最初是当作“反面典型”来报道的，而曼德拉作为“南非人民反抗斗争的代表人物”被指名道姓，不过是80年代开始的事；其次，上述“老朋友”常来常往，有些甚至一直住在中国，就算来得不多，也能经常在纪录片、电视新闻中亮个像，而曼德拉却一直呆在牢里，中国人只闻其名，不睹其人。

这一阶段频频在中国“上镜”的“曼德拉”，是曼德拉的第二任妻子温妮.曼德拉，在新闻联播里她时而走在示威队伍前列，时而在死难黑人葬礼上大声疾呼。她和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图图主教，成为当年“最上镜”的两位南非人——第三位是作为“反派”亮相的南非白人政权总统博塔。

当然，这一时期也开始出现系统介绍曼德拉本人世纪的文章。1983年，《环球》杂志一篇介绍曼德拉如何从黑人精英幻梦中惊醒，投身反种族隔离的长文，恐怕是国内最早的相关文章（尽管许多地方以讹传讹，和事实有出入），此后这类文章逐渐增多，《参考消息》上关于曼德拉的外电文章也多起来。

然而这一阶段，国内传媒所塑造的曼德拉，是勇于和种族隔离政权斗争的战士形象，强调其“不屈不挠”、“勇敢坚定”是主流，并辅以当时几乎每周都可看见的索维托等地黑人斗争、遇害和葬礼场面，给人的感觉，是曼德拉仍然奉行暴力斗争、推翻种族隔离政权的入狱前路线。事实上此时的曼德拉在狱中经过反思，已和同在狱中的战友们重新制订了以和平、自由为主要诉求，追求各种族在“新南非”同一片天空下共存的“彩虹国”理念，并逐渐为世人所了解。不过由于这种有选择的报道，国人对此知之甚少，其心目中的曼德拉形象，如今看来更接近入狱前的曼德拉，或当时的温妮.曼德拉。

第三阶段：光辉岁月的彷徨

1985年以后，南非白人当局对曼德拉的管制逐步放松，国人逐渐了解了更多曼德拉的最新思想和斗争目标。

不过此时正是中国国内思想开始活跃、多元化思潮兴盛之际，人们有了更多看世界、了解世界的机会，而不再将目光局限在几个熟悉的“老朋友”身上，本就是“老朋友”中最不知名人物的曼德拉，其“回头率”也因此并无大的起色。

此时娱乐文化的兴盛，帮了曼德拉的大忙。

1987年，荷兰球星古力特获得世界足球先生，这位同时也是摇滚明星的球星是曼德拉的拥护者，在金球上刻上曼德拉的名字，还创作了歌颂曼德拉的歌曲，这一消息被当时开始活跃的国内体育媒体刊登，吸引了更多普通中国人的关注；1990年，香港乐队Beyond发行了至今脍炙人口、献给曼德拉的歌曲《光辉岁月》，这首歌轰动整个华人乐坛，成为当时中国国内年轻人、尤其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传唱广泛的一首歌，原本苍白的曼德拉形象，也便在《光辉岁月》的歌声中，逐渐变得血肉丰满。“老革命”的“旧版”形象，也就此让位于“和平、非暴力、种族大和谐”的崭新“彩虹”形象。

可以说，正是这种从“老革命”、“老朋友”，到大众偶像的悄然转型，彻底颠覆了曼德拉在国人中的传统“定式”，也让他在很短时间内，从“老朋友”中的边缘分子，一跃而成中国人中最知名的南非人。

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获释，3年后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94年5月9日，他当选“新南非”第一任总统，成为该国历史上首位有色人种总统，这完美的一笔，完成了曼德拉新形象的塑造。而他在橄榄球世界杯上拥抱白人队长，在争取南非世界杯主办权上的努力与成功，他对和平、非暴力的追求与向往，对霸权主义的谴责，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则让这种形象更加有“质感”。

尽管人们后来知道，曼德拉在治国方面缺乏亮眼业绩，“彩虹国”里黑人赢得了政治地位，但在经济上却出现了滑坡，族群割裂、族际暴力依旧多发，南非成了治安“黑洞”，非国大也在他隐退后，出现了危险的内讧和分裂。不仅如此，他的家庭也出现许多问题，妻子温妮因刑事罪被判刑入狱，他离婚、再娶，儿女们的命运也一言难尽。

但此时的国人已逐渐学会了换位思考、多元思考，他们知道，伟人也是人，是人就不可能十全十美，作为承前启后的开拓性、过渡性人物，曼德拉已做到很好，不应把太多转型后的责任和问题，强加到这个当选时就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身上。对于曼德拉的家庭生活，人们也更多给予宽容和理解，并更加喜欢这个因远离权力和喧嚣，而变得更率性、更可爱的老人。

2010年7月，当世界杯闭幕式在南非举行，久违的曼德拉出现在体育场看台上之际，在场和全球电视机前的无数观众，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此时此刻，曼德拉的公众形象，已悄然升华到新的高度。

然而在这一阶段，官方的“曼德拉声音”一度陷入彷徨，时而热烈亲切，时而顾左右而言他。

这和曼德拉在台海两岸间的摇摆有关。

或许是由于闭塞了27年之久，曼德拉对当时台海两岸的“外交战”完全不能理解，执着于“双承认”。1992年10月他访问了北京，获得中方1000万美元援助，次年7月却又去了台北，台北方面给出的援助，是耐人寻味的1100万美元。

已是古稀老人的曼德拉恪守“道德原则”，认为“刚拿了人间的钱就断交不仗义”，且仍对“双重建交”抱有一线幻想，这种微妙关系，显然对中国官方对曼德拉的“定性”构成了很大难题。

僵局一直持续到1996年底才打破：由于1997年7月1日香港将回归，届时倘中国和南非仍未建交，地位重要的南非驻香港总领馆就不得不关闭，曼德拉经过“长考”，宣布“不晚于1998年1月1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在双方的相互谅解下，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后，南非驻港总领馆并未关闭，当年12月28日，中国外长钱其琛访问南非，12月30日共同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和谅解备忘录。

1997年对曼德拉是个意义重大的年份，这一年他开始交权，并宣布不再谋求连任，南非开始逐渐进入“后曼德拉时代”。或许是即将“无官一身轻”，尽管建交后留下的时间不多，但曼德拉却在中国官方外交舞台上“密集演出”，留下了宽广的人脉：1999年2月，胡锦涛副主席访问南非并拜会曼德拉；同年5月，曼德拉访华并会见江泽民主席；2000年4月，江泽民主席访问南非，并会见了前一年卸任的曼德拉。此后，尽管隐居的曼德拉扬言“不喜欢接电话”，却仍多次和中国领导人通话、交谈。

如今，曼德拉波澜壮阔的一生行将掩卷，他和中国的渊源却仍引人入胜：在非洲乃至世界范围内，他是为数不多、得到官方与民间，以及不同派别的中国人普遍认同、赞赏的政治家，并拥有文体明星般的号召力和知名度——而这一切，却是“起跑落后”的背景下，仅用了20多年时间便悄然完成的。转载请注明出处